“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是个引人注目的命题。杜佑的《通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确属首创。它的客观意义，在于把社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到制度史的首位，在以前还没有人作过如此尝试。但从历史认识史上看，这个命题并不是杜佑的发明，而同他的先辈对照也不算突破，相反在基本点上是个退步。不过，杜佑以为要建立理想的统治秩序，主要办法是理财以增益赋税，而增益赋税就必须让小农不愁衣食，也就是不能只以搜刮为能事，这一点应该说触及到了所谓行教化的根本性问题。
杜佑既然看到了足衣食为教化之本，而盛唐时期的土地兼并已比西汉末期还严重，那末，逻辑的结论必然是行教化在乎抑兼并。假如他这样说，也无非是重复西汉以来无数政论家都设想过的方案。但杜佑也不愿说或者不敢说。他生活在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都很紧张的年代，只替稳定唐王朝的统治打主意，就一定要将法令弛坏诿诸官吏无能，因此寄希望于改良官员的选举考核制度。不过，倘将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必然得出整个政权需要改造的结论，那也不失为一种触及时弊的治国方案。可是《通典》也论不及此，只抨击进士科代替明经科成为主要登仕门路，以致“考官唯华”“以言取士”，造成官不能称职云云。但谁委派喜好浮华的大臣去主持科举考试的呢？能指望以言登仕的公卿大臣不再以言取士么？这又是难答的问题。杜佑只好回避，于是不得不沉溺于更大的幻想，就是指望唐王朝来个重整道德的运动，通过制礼立乐来正风俗，和人心。他将兴礼乐说得高于一切，恰好否定了开篇就引用的《管子》关于仓廪衣食与礼节荣辱关系的名言。
同样，杜佑明知所谓“教化堕”即统治秩序被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造成的百姓困穷，但他提出的办法也只能是加强镇压。但即使在这里也有矛盾。他指出“大刑用甲兵”，古怪的是论兵单录古兵法，包括火鸟火兽之类也罗列不遗，唯独不提当时唐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兵制问题。这一部分大遭后世学者诟病，以为几近废品。其实批评者也不了解杜佑的隐衷。因为涉及兵制，便必然要对跋扈的藩镇割据发表意见。他任节度使多年，虽未必跋扈，却未必赞同消灭方镇。所以他对此绝口不提，正表明他所谓施诸有政的方略，着眼于维持现状，但希望现状更能秩序井然而已。
《通典》编纂体系存在的矛盾，反映杜佑思想体系的症结所在。他向往改革朝政，又唯恐触犯现状，因而问题提出颇尖锐，结论却极其平庸。这样，尽管《通典》的具体论述不乏特见，例如否定三代以前是理想盛世，例如否定夷夏分野绝对不变等，然而总的看来，他的历史观是形式主义的，认为《周礼》出现以后社会制度相因为主，损益为次，其趋势是这个制度将循着《周礼》提示的理想途径而止于至善。(www.xing528.com)
所以，作为治国法典，杜佑的设计无疑属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作为以静态方面研究国家典章制度的尝试，《通典》的编纂则无疑属于中国史学史上值得特书的事件。以往学者或从熟悉掌故的角度，或从鉴往知来的角度，称颂它是“有用之实学”，这是以缺点为优点。有的学者则批评它体例不完备，取材欠精审，这又是苛求于开山者。我认为，假如从历史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发展的矛盾来剖析，那末问题似可得到澄清。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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