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兵学思想及其实践》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望族，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先后担任淮南节度使、度支盐铁使、同平章事等职，封岐国公。《通典·兵典》是其兵学代表作。后人将《兵典》里的杜佑对孙子兵学观点的训释收入《十一家注孙子》，杜佑也由此成为《孙子》的一个注家。

杜佑的兵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主张居重驭轻，强干弱枝，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

杜佑从总结历朝兵力部署的得失入手，尤其注重联系本朝历史，从正反两面深入剖析，得出了“制置得其适宜”的结论。他首先回顾了战争兴起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汉代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部署兵力的合理举措：“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367]一旦爆发战争，“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虽卫、霍之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斯诚得其宜也”^[368]。汉廷临时任命将帅领兵征战，战事结束之后，征战将帅交回兵权，解散临时组建的军队，士兵返回原部队。这就是古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将权临任制，将军队统兵权、调兵权与指挥权分割开来，以约束将权，防止将领因专权擅权而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杜佑认为，照此执行就可以使国家安定，否则会使国家陷入动乱，比如东汉的董卓、袁绍，东晋的王敦、桓玄，南北朝时期的王敬则、侯景、尔朱荣、高欢等，都是权高位重、手握重兵，最终因图谋不轨而导致天下大乱。

杜佑不仅考察了前朝历史，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讨了本朝太宗与玄宗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从正反对比中得出了最终结论。他指出：“李靖平突厥，李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369]显然，这仍然是将权临任制，将帅领兵完成“御戎”任务后，立即率军返回，不得“久镇”边陲。而自唐玄宗统治中期以后，最高统治者夸耀武力，肆意开边，而边将投其所好，“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370]，由此导致“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371]，最终爆发安史之乱。杜佑引用了贾谊的原话告诫统治者：“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372]汉代的七国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都是违背“强干弱枝”“居重驭轻”原则而招致的惨痛教训。杜佑撰写《兵典》、潜心于历代用兵之得失的真正用意，正在于为当代统治者和将帅提供有益的资鉴，以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二）用兵须“人和”与“权诈”并重

杜佑孜孜探求用兵之道，特别强调“人和”的作用，主张要多方争取军民之心。他深入地探讨了“道”的内涵，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所谓的“导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与处存亡之难，不畏倾危之败”^[373]。杜佑认为，要想使三军将士乐意为君主、统帅效命，关键在于“上有仁施”，君主、统帅的所作所为决定了将士们的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上下同欲”，在危难关头使将士没有叛心、疑心，众志成城，就不会有“倾危之败”。正因为看到“人和”的力量，杜佑在注解“识众寡之用者胜”时，指出“言兵之形，有众而不可击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变之者胜也，故《春秋传》曰‘师克在和，不在众’是也”^[374]；在阐述对“上下同欲者胜”的理解时，重述了前面的观点，并引用《孟子》的原话予以佐证：“言君臣和同，勇而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75]杜佑一方面强调用兵要注重“人和”，另一方面又强调“兵贵于权诈”，将帅在统兵作战时必须善于通权达变。他还深刻地指出了治国与治军的相异之处：“夫治国尚礼义，兵贵于权诈，形势各异，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变，军国一政，以用治民，则军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经》曰‘在国以信，在军以诈’也。”^[376]主张将“知权变”作为任将的一条重要标准，强调“君之任将，当精择焉。将若不知权变，不可付以势位。苟授非其人，则举措失所，军覆败也”^[377]，并用赵国任用“不知权变”的成安君陈余为统帅而不任用“知权变”的广武君李左车为统帅，结果导致失败的战例予以佐证。

杜佑主张将领“知权变”，突出体现在对战机的准确把握上。他认为善用兵者应该做到“先咨之庙堂，虑其危难，然后高垒深沟，使兵士练习，以此守备之固，待敌之阙，则可胜之。言守备之固，制敌在外。守备之固自修理，以俟敌之虚懈；已见敌有阙漏之形，然后可胜”^[378]，也就是先做到“不可胜在己”，而后再寻找制胜的良机，等到敌人出现破绽再乘隙而入，一举获胜。杜佑还对孙子提出的“归师勿遏”的兵学主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若穷寇远还，依险而行，人人怀归，敢能死战，徐观其变，而勿远遏截之。”^[379]主张先暂不截击归师，在观察到敌方出现了异常变化之后，通权达变，临机制敌，就能击败对手。杜佑在此强调的也是对兵法原则的灵活运用，其关键在于及时、正确地“料敌”，尤其要深入分析敌情的变化，并做适宜处置，“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380]。(www.xing528.com)

（三）怀柔抚绥安边，慎择良将守边

杜佑秉承了儒家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念，主张以怀柔之策抚绥周边，由此使“中国遂宁，外夷亦静”^[381]；同时坚决反对“武臣邀功”^[382]，并列举了汉代萧望之谏阻边将争逐发兵和唐玄宗时期宰相宋璟不支持边将开边的事例，认为要以此为镜鉴，慎重处理边防事宜，其中边将的选任是关键，特别强调要“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383]。他立足于国家边防安全的角度来选择良将，对其提出了以“诚信”“怀柔”为核心的守边之策，并且主张对“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384]的恶行要严加惩戒。杜佑在《通典》中再一次涉及了选将标准问题，强调从“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战略高度选任将领，主张“先之以中和，后之以材器”^[385]，以德为先，以才相佐，德才兼备，可作为选任将帅的通则，尤其适用于边将，因为上述选将标准正是杜佑对唐廷在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期的用人教训进行深刻总结所形成的理性认识。

总之，杜佑在边防问题上力主抚绥，反对肆意开边，尽力保持边境的和睦局面。一旦外夷挑衅侵扰，则采取“来则惩御，去则谨备”的对策。他之所以主张对战事持慎重、克制的态度，一方面是不满于当时“武臣邀功”的现状，希图矫正这一风气；另一方面则是从国家、军队物资损耗的角度予以考虑，认为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会“坐致劳费”，劳民伤财。由于杜佑本人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多年掌管政府财政，因而深知战争对国家财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他思考边防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多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分析，并就此提出应对之策。这与其长期位处朝廷中枢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注解《孙子》富有新意，能触及用兵要旨

孙子既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也理性地肯定了“伐兵”的作用，深入地探讨了用兵之法。应该说，杜佑对《孙子》的注解基本上切合原书本旨，有时还能做富有创意的阐述。在注解《谋攻篇》的“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一句时，杜佑赞同曹操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阐发，提出了在兵力十倍于敌的情况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方法：“若敌坚垒固守，依附险阻，彼一我十，乃可围也。敌虽盛，所据不便，未必十倍然后围之。”^[386]从杜佑的详细注解中，可以很自然地联想起孙子反复强调的“因敌而制胜”的用兵法则，依据敌情的变化灵活应对乃是用兵制胜的要诀。在注解“五则攻之”一句时，杜佑仍然将其区分为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予以探讨。“若敌并兵自守，不与我战，彼一我五，乃可攻战也。或与敌人内外之应，未必五倍然后攻”^[387]，也就是采取常法与变法灵活制敌。在“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388]的通常情况下，可用常法；在“无敌人内外之应”的情况下，可用变法，不必僵化地执行“五则攻之”法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五倍于敌的兵力也可以实施进攻。由此可见，杜佑注重灵活运用兵法，结合战场上敌我态势的变化而相应采取适宜的应对之策。这也正是孙子“践墨随敌”的深刻含义。

除了对用兵之法的富有创意的阐释外，杜佑的注解还常能准确把握孙子的用兵要旨。在注解《谋攻篇》的“不若则能避之”一句时，杜佑比其他注家更为高明，不仅指出要“引兵备之”，而且强调在引军避战之后的军事行动原则是“待利而动”，从而触及孙子“合于利而动”^[389]的用兵要旨。他没有将避战视作消极行为，而是将其与而后要采取的军事行动连贯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战争行动。所有这些行动其实都是遵循“因利而制权”的原则，依据是否有利来指导自己的用兵行动。杜佑的注解更切合孙子本意，对将帅用兵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注解《九变篇》的“圮地无舍”一句时，杜佑没有拘泥于其他注家对“圮地”的阐释，而是跳出训诂模式，从宏观角度对“九地之变”提出了贯穿始终的用兵指导原则：“择地顿兵，当趋利而避害也。”^[390]杜佑的注解深刻揭示了孙子借助地形料敌制胜的根本就是“趋利而避害”，无论是在圮地，还是在衢地、绝地、围地、死地作战，都不能违背“趋利而避害”的指导原则，应依据敌我作战态势，选择有利的地形部署兵力，使地形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地形所困，努力践行孙子所说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391]的用兵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