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死后的近八百年间，说他好话的也不乏其人。在清雍正初被皇帝疑有二心而被革去直隶总督职位的李绂，虽在乾隆初被皇帝重新起用，却已无所作为。他是王学在清代的绝响，而他的政治偶像则是王安石。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他的学生蔡上翔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完成了《王荆公年谱考略》。我曾指出，这部书与其说是替王安石辩诬，不如说是替陆九渊至李绂之流心学家雪谤。蔡上翔是龚自珍的浙江同乡，其书问世时龚自珍刚过十岁。据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龚自珍“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我们不知道他对王安石的万言书如此着迷，是否受到蔡上翔《考略》的影响。但龚自珍有著作可考的编年史，从《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到《壬癸之际胎观》等组文，都成于嘉庆中至道光初，而这几组文字的现存内容，无不显示王安石万言书对他的历史与政治见解的莫大影响。
龚自珍提倡“尊史”，又饱受外祖段玉裁、父亲龚丽正的熏陶，于史无征的话决不乱说。这一点是湖南小城的三家村塾师出身的魏源终身未能望其项背的。他在辛苦抄写王安石万言书达九遍的过程中，显然考证过王安石引用过的历史典故和新政状况，因此他赞同王安石新政新学的见解，是有节制的，明白表现为他的药方论。
“药方只贩古时丹”，所谓古时特指11世纪70年代的宋神宗熙宁时期，药方特指前十年的王安石上宋仁宗万言书，都已如前述。令人感兴趣的，是龚自珍一再声明，他的药方论，不是得自王安石，而是因袭王安石的政敌苏轼。(www.xing528.com)
《明良论》四篇后附有“甲戌秋日”，即清嘉庆十九年（1814）立秋前后的自注，复述外祖段玉裁的评语：“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时过十五年，清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的《对策》即殿试策论答卷，“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却强调主考与考生都引用的“经史之言”，犹如中医的方书，是医生的指南，但用药时则需根据病家情形，斟酌急缓：“宋臣苏轼不云乎，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己出，至夫展布有次第，取舍有次第，但不必泥乎经史。——要之不离乎经史，斯又大《易》所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欤？”末了的但书是必要的，否则必被大主考曹振镛斥作鼓吹离经叛道。但他借苏轼的话，用清中叶十分流行的“医者意也”的格言作由头，而重现王安石“法先王之政法其意”的思路，已跃然纸上。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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