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绝望反抗

在西欧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上半叶，盛行于下半叶，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时期，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这一革命的绝望。

20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各种固有矛盾日益尖锐。启蒙思想家应许过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实现，相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却是这个制度的遍身脓疮。1900年至1905年间，法国罢工人数达到110余万，德国每年发生罢工1400余次。刘师培等人生活在日本，他们较易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也充分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恶果。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矿工罢工，并迅速发展为暴动，成为震动全日本的重大事件。这一年，日本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57起。这些事件，对于去国离乡、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革命党人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日本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和影响下，他们迅速感到，资本主义绝不是一条美好的出路。

《天义报》诸人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刘师培指责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役使并剥削工人，镇压工人罢工，道德最为腐败。他说：“呜呼！富民之财悉出于佣工之所赐，使无佣工之劳力，则富民无由殖其财。今乃忘彼大德，妄肆暴威，既夺其财，兼役其身，非惟夺其财产权也，并且夺其生命之权，此非不道德之极端耶！”^[148]他看出了资本家的剥削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大盗与政府》一文说：“资本家用攫财之术，以一人之身而兼有百千万人之财，盗百千万人之财而归于一人，下民安得不贫！”^[149]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朘削贫民计耳！”^[150]

刘师培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般是从伦理学角度，但是，也有个别文章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概念。《论中国资本阶级之发达》一文说：“通州纱布各厂所获之利尤巨，其剩余价格均为各股东所吸收。例如工人于一日间织布六丈，每丈售价五角，则六丈可售三元。然原料约一元五角，机器损耗约三角，房屋费约摊一角，是所余尚一元一角，然工人作工一日不过得三角，是股东竟得剩余价格八角也。”^[151]发现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一项划时代的功绩，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该文将剩余价值译为“剩余价格”，失去了它应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但是，它把这一概念引进中国来，有助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刘师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他说：“试考帝国主义发达之原因，盖政府、资本家，欲攫取异国之金钱，利其愚弱，制以威力，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资本家之实。”^[152]又说：“资本家欲扩充商业，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遂成戕杀之世界”。^[153]这些看法，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刘师培尖锐地揭露资本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和本国人民的压迫，称帝国主义为“现今世界之蟊贼”。他说：“今日欧美各国，政府及富民势力日增，而人民日趋于贫苦，则帝国主义盛行之故也。”^[154]刘师培的上述认识，虽然还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但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来说，仍有其新颖感和启发性。

戊戌维新前后的一段时期，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师曾经是先进中国人的理想。他们认为，那一套相当美妙。刘师培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帖清凉剂。但是，刘师培既是缺乏辩证观念的形而上学者，又是生吞活剥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他不了解，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曾经是革命的、进步的；当它在西方已经弊端丛生的时候，在落后的中国，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他错误地得出了应该和年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战争的结论。《论中国资本阶级之发达》一文说：“中国自今而往，资本阶级之势力必步欧、美、日本之后尘，则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而吾党所当从事者也。”^[155]这样，他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的认识上，就远远偏离了实际。刘师培在文章中并进一步声称，要“杀尽资本家”^[156]。无政府主义思想常常具有狂热的特征，表现在这里的就是一种极端的狂热。

在当时，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一一受到指责。

民族主义，刘师培讥之为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在他的笔下，孙中山等人提出这一主义完全出于不光彩的目的，“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157]，“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158]。他们说：革命派的“排满”和改良派的“保满”没有什么区别，“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结论是：“民族主义，乃不合于公理之最甚者也。”^[159]

民族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缺乏阶级观点，部分革命党人的思想内还包含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成分，指出这些局限是可以的。《衡报》的一篇文章就曾说明：“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自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160]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应该肯定和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等丑化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混淆革命和保皇的界限，这只能打击革命派，“适以保护满政府”^[161]。(www.xing528.com)

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大缺陷。和孙中山不同，刘师培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说：“非亚洲弱种实行独立，不能颠覆强族之政府”，“亚洲弱种非与强国诸民党相联，不能实行独立”。^[162]但是，他的实际主张又严重地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渴望祖国的富强，然而，刘师培却攻击“富强”二字为“公理之大敌”，是什么“大盗之术”^[163]。他不去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之间的本质区别，却跟在欧洲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屁股后面，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废兵”，要求解散军队。按照这些主张做去，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就只能永远被帝国主义剥削，军事上则永远挨打。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对此，刘师培强烈反对。他尖锐地揭露资产阶级选举制、代议制的欺骗性，认为在这种制度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破坏社会论》一文说：“今法美各国，号为民主之国矣，然主治者与被治者阶级未能尽除也，贫富之界非惟不能破，抑且变本加厉。富者收佣工以增己富，因富而攫权；佣工为贫而仰给于人，因以自失其权。由是贫者之命悬于富者之手，名曰普通选举，实则贫者并无生命权，其选举之时，势不得不举富人以仰其鼻息，则所谓选举者，与专制何异？乃号其名曰共和，吾不知其何者为共，何者为和也，则共和政体非公明矣！”^[164]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也只能是富民得益，贫民受病。

应该承认，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上，刘师培等人的思想有其深刻性。但是，他们不了解，和封建专制主义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对历史发展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有利；在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制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农奴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165]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主要决定于它的阶级内容，而不在于共和制等形式。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核心。对此，刘师培讥之为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改制。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166]历史上，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和王莽改制都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在刘师培看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也不过尔尔。

刘师培等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以暴易暴，“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所谓法律、租税、官吏、警察、资本家之弊，无一不足以病民，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为尤甚”。^[167]因此，他们表示要“别筹革命之方”^[168]——提倡“无政府革命”。刘师培说：“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169]

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和不可避免性，以为这一革命的结果反而不如不革命，这一观点自然是荒谬的，但是，剥去它的荒谬部分，我们却又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反映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旧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并不十分美好，中国人民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筹革命之方”的提法并不错，问题是所“筹”之“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