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部分参议员以东北辽、吉、热、黑四省相继解放，天津市已成为战争前哨，益陷孤立，危在旦夕。好多人感到自己一贯反共，与革命为敌，如果天津解放，个人前途不堪设想，只有逃走为上策。从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开始，首先南逃的有刘畏吾（三青团头目）、李墨元（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地方派头子）、王蓝（国民党市党部秘书、中统特务）、刘广海（恶霸流氓）等；其后副议长刘泽民（国民党市党部副书记长）亦携眷南逃，又如袁绍瑜（市民银行经理）、齐守愚（中美企业公司协理）等人也陆续逃走。
十二月中旬，有部份参议员看到战局紧迫，天津市已陷于被包围圈内，感到非常恐惶。因此向会中提议要召开临时会议，邀杜建时作目前战局报告，经本会同意后发通知与各参议员于某日晚八时在本会召开临时会议。这次会出席参议员约五十多人。杜建时到会报告战局，大意是：东北几省相继失守，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条件不够，机械化部队不能运用，以致节节败退。目前天津市已成了前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天津市是华北重镇，中央极为关切，定有挽救对策，又有傅总司令坐镇北平，对华北军事是有周密布置的，天津安全可确保无虑，深望大家相信政府，协助政府，共度难关等语。当时有的参议员纷纷提出询问：天津市如长期被包围，粮食和煤炭准备到什么程度？杜回答说：据社会局报告，粮食的储存是够市民四个月吃的；煤炭可够六个月烧的，保证市民在四、五个月之内生活没有问题。可是参议员又提出：社会局的报告是真是假？是否靠得住？政府应该赶快采取措施，疏通粮道，不能单纯听信社会局的报告。杜答：前些日子已经命令社会局找到一些粮商到八路区去购粮，可是粮商回来说：到八路区购粮人家不要咱们的纸币，必须要用大布或硬币（黄金、白银）才能买到，我们没有硬币，实在没法买到。另外，既使买到粮食，没有火车装运，运输也是个大难题。前些天用大布没换到粮食，仅换来许多鸭梨。有人在会下讽刺地说：“人家在城外用大布做了棉衣穿得暖暖和和，我们在市里有鸭梨吃得凉渗渗的，老哥俩就打吧！”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杨亦周对我说：上海总公司来电报，叫我把天津分公司存的大五福布八十万匹速装船南运。他问我应该怎样办？我考虑这不是一般问题，如果把布运往上海，天津若被围困几个月，工厂里既没货，又没钱，工人工资便无法开支，其他后果更不堪设想了，于是劝杨不能把布运走，杨也决定不运。我建议用参议会名义打电报给上海说明不能南运理由。杨表示我本人是议长，不需要用会的名义，我要上海汇款来取货，我去打电报，估计上海不会汇款来的。过几天杨亦周找我说：上海已来回电，他们又出了新招，在上海卖给天津商人二十万匹布，上海总公司收款，在天津提货，杨问我怎样办？我说：上海收款，天津取货这事好办，咱再给总公司打电报，叫他们先运来二十万匹布的棉纱来，换取二十万匹布，这是最公平的交易。杨非常同意，就照办了。这样因循了几天以后，天津被包围，已无船运输了。
又过了两天，杨亦周对我说：天津有些工厂企业家耽心战火扩大，把多年来花费心血所经营的厂子、机器设备等毁于炮火，将来再重新恢复就很困难了。昨天有毕鸣歧等人对我说要参议会出面倡议和平，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很同意这种意见。目前天津市各厂的机器设备，是华北仅有的一点物质基础，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护好。杨说：“我前天和李烛老（李烛尘）谈过，我们所顾虑的是在青黄不接时（系指国民党军队逃跑了，而解放军还没过来的真空阶段），恐怕引起市内混乱。那时仍要靠警察来维持秩序，这项工作应早作准备，应先准备一批面粉发给警察用，更要与李汉元打通关系，要他来指挥警察。”我也认为这事确实非常重要，应赶快进行。杨认为需要先与李烛老研究一下，因为杨有其他事不能分身，遂写了一个名片打发我去面见李烛老。当天晚我亲自到赤峰道久大公司办公室见到李烛老，并把杨写的名片交给他，说明杨议长今天有事不能亲自来，叫我来征求李烛老对和平运动有什么意见？李说：“杨先生所说的和平运动，是用公开名义，还是用其他名义呢？”我说：“杨议长还没有考虑成熟，叫我来请教李烛老。”李思索了一会说：“目前用和平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太明显，我看为时还过早，怕军事当局不允许。你回去对杨议长说，缓几天再研究吧！”我便告辞回来，次早向杨亦周达了李烛老的意见。当时杨认为李烛老过分谨慎小心了，但是他既提出缓几天再研究，咱就暂缓几天吧！这是和平运动酝酿的开始。
十二月末，在天津的中央银行将过去收兑的白银和银元分批南运。当时参议员王芝村、赵友梅等人急向本会报告，并请设法制止，我当时立即报知议长杨亦周，决定向各方呼吁制止白银南运。我马上偕同赵、王二人谒见警备司令陈长捷，要求他对白银南运予以制止。陈说：“这是中央和地方经济问题，警备司令部无权干涉。”我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早去市政府见市长杜建时，对他讲：天津的中央银行库存的白银和银元，是华北人民血汗的积累，应该留在地方使用，如果中央将白银、银元运走，华北经济动脉便行枯竭，因此这项白银不能南运。这是工商团体和参议员向参议会提出的强烈要求，请市政府设法制止。杜说：“中央银行的事我无权过问，最好你们另想办法。”参议会为了制止白银南运，遂用参议会名义打电报与华北“剿总”傅总司令，要求他予以协助制止白银南运。后来也同样接到华北“剿总”复电：“关于中央银行白银南运一事，事关中央决策，本部未便干予。”这时战局紧迫，飞机已无法降落，因而部分白银未能运走。
战局日益吃紧，各参议员人心惶惶。除部分南逃参议员外，大部分参议员因有家庭、商号、工厂企业等关系滞留天津，惟恐最后天津市成为一片瓦砾，工厂机器完全付于灰烬。国民党军的这种毫无希望的抵抗，只有给人民带来无辜灾难。于是有参议员杨云青、王芝村、赵友梅等人向杨亦周提出和平建议，杨遂找到大家共同研究具体奔走和平的步骤。转天上午到会参加研究工作的有丁作韶、杨云青、康相九等十余人，大家通过研究最后决定：①推派代表四人出城向解放军讲和；②公推丁作韶、杨云青、康相九、胡景薰四人为代表；③请议长杨亦周速与陈长捷疏通，得其同意后立即出城请和；④本决定必须暂时保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上午，杨云青等十余人先后来会，同时杨亦周也赶来。大家见面后，杨首先说：关于代表出城讲和的问题，已得到军方同意，代表们需要什么，赶快找会里准备。代表们继续研究后提出：①要本会速与广播电台联系，请电台广播参议会派代表四人出城向解放军请和，以手持白旗为标志，请沿途照顾让路，不要开枪；②要求本会准备白旗一面，交代表们持用。根据代表意见，一一作了安排。
一月四日上午，参议员丁作韶、杨云青、康相九、胡景薰四人按照电台广播规定，手持白旗出城，不远遇到解放军阻止前进，代表们向解放军说明前来请和的事实后，由一名解放军在前引路，经过半天时间到达解放军指定地点。休息了一会，由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接见，与代表们一一握手，对请和代表前来表示欢迎。刘司令员下达命令五点：一、解放军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停止向城内炮击七天（从六日起至十二日止），在限期内命陈长捷和官兵无条件降服，并将降服工作准备好；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保证陈长捷和官兵降服后的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物不予没收；五、限期内（十二日）要有明确答复，过期即行炮击。刘司令员指示完毕因公外出，代表们移地休息一夜。
五日早，丁作韶等四位代表离开解放军阵地平安回城，马上到会向杨亦周报告出城向解放军请和经过，并转达刘司令员下达五点命令，请转达陈长捷。陈长捷听到后，不作明确答复。陈说：“解放军的五点指示我可以接受，我所指挥的军队（指察、绥军队及地方团队）可按照指示办理，但是中央直系军队我指挥不了，要求解放军从天津至塘沽开辟一条狭道，让中央直系军队离开天津去塘沽，我在天津可以办理降服手续。”当天傍晚，警备副司令林伟俦也邀请出城代表丁作韶等人谈话，代表们据实陈述了刘司令员的指示，而林竟默不作答。这时陈、林等人已深知他们的这点实力已不能防守天津，无力阻抗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一些反动军官们每日昏昏沉沉，根本丧失了斗志，可是却互相狐疑鬼猜，各有戒心，谁也不敢吐露“投降”二字，恐遭意外，承担后果。所以陈长捷一直犹犹豫豫，不作明确肯定答复，代表们焦灼万分，又不敢催促其速作降服准备，只有等待，一直拖延到一月十二日限期已到，解放军认为陈长捷缺乏投降诚意，企图借此时机稍作喘息，以作缓兵之计，等待南京派来援军解围。解放军为了早日解放天津市，遂下令进攻。
解放军攻击战开始刚刚两天，十四日上午陈长捷感到面临绝境，解放军炮火压力已使守城军队无力支持，遂急忙主动找到杨亦周，叫杨出城接受和平降服条件。杨又与李烛尘约好，定十五日早八时出城，并约李陪同前往。当晚由本会通知广播电台向解放军广播：和平代表李烛尘、杨亦周等人十五日早出城向解放军请降，以手持白旗为号，请解放军照顾让路，不要射击。可是英勇无敌的解放军在十五日黎明进入市内，和平代表未及出城，天津便宣告解放。(www.xing528.com)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全市人民欢欣若狂。我一直住在参议会办公室内，保护本会财产、宗卷。十七日上午，我到天津市人民政府谒见秘书长吴砚农同志，请示参议会交接问题，当承指示“参议会财产档案清理完竣，移交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际处连以农同志。”我回参议会后，马上与秘书处工作人员将各组、室财产、档案，一一缮具清册，于二十五日全部移交与交际处连以农同志。又到市人民政府谒见吴砚农秘书长，报告业已交待完毕，便回家休息。天津市参议会至此告终。
有关天津市参议会始末的这段材料，因事隔多年，很多细节难免有些遗漏，再加上自己记忆力较差，水平不高，也许有错误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九七九年六月）
天津市参议会的几个数字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的选举，规定每一万五千市民选出参议员一名，天津当时人口一百七十万人，应选出一百零四名。在一百七十万人中，选民约九十万人，但选举事务所仅印了五十万张选票，似乎对选民不会积极参加投票已有先见之明。开票结果，共投票十八万六千四百二十七张，仅占选民的十分之二，或人口的十分之一·一。
一百零四名参议员中，从区域产生的七十三人，计：一区七人，二区六人，三区七人，四区七人，五区三人，六区八人，七区五人，八区十一人，九区六人，十区四人，十一区九人。从职业团体产生的三十一人，计：商会九人，工会十八人，农会一人，渔会一人，教育会一人，自由职业一人。
在一百零四名参议员中，国民党的党棍、特务、工贼、流氓、恶霸等占半数以上。如按职业统计，其中：党务人员十六人，临参会职员一人，保长五人，工商业者二十八人，黄色工会十八人，农业渔业二人，教育界十五人，中西医三人，工程界一人，律师五人，新闻界一人，宗教界二人，其他七人。
王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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