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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帝国尽头的民国沉浸式教育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事变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先是设在南岳衡山。

最后一课:帝国尽头的民国沉浸式教育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事变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都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先是设在南岳衡山。“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这是教授们的伙食,闻一多先生为此在家书中诉苦,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困难的生活还在后头。

到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伴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因为粮食短缺,她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了,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编“平明”副刊,仅仅因为在“编者的话”里说了一句“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就被人断章取义,概括为“与抗战无关论”,揪住不放。他在战时写下的系列《雅舍小品》,也曾被看作是“与抗战无关”的典型,其实他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www.xing528.com)

西迁重庆的大作家老舍穿上了有损斯文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曰“雪茄”。茅盾一到开会,从乡下赶来,带着一把黑色小雨伞,腋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他们聚在一起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我常常觉得,正是这些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一段活的历史。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历史往往更可信。记录生活,就是记录历史。

因为抗战,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中国驻美大使,自称“过河卒子”。谁能想象大使的经济也很拮据,钱是数着花的,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了。他的薪水是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的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肯定不会收的,后来果然退还了。作为大使,他有一笔特支费,不需报销,可他分文未动,及至卸任,全数缴还国库。

郑振铎

一直没有离开上海的郑振铎,坚守“孤岛”,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焦虑的是如何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遗存。当他得知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他的民族意识更强烈了。对他来说,“买书如攻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为止。他曾写过一篇《最后一课》,记录了1941年12月8日在暨南大学的那一幕: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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