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茨科维茨 (2005) 对大学三大使命的区别与联系概括得极为精练: 大学最初使命的“内在逻辑”已经从知识的传承 (教育)拓宽到知识的传承、知识的创造 (科研) 以及所创造的新知识的商业应用 (创业)。很明显，“教育”为大学的最初使命; “科研”即为大学的“第二使命”; “知识的商业应用 (或创业)”即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 大学“第三使命”——社会功能角色化
自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来，大学作为知识引领者越来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并挑战着人们对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印象。葡萄牙波尔图大学教授阿弗列德·索内罗 (2006)将社会角色划归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并使其成为大学功能的一部分，他将大学社会角色内容概括为: 参与社区活动，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研究和教学、服务社会和地区发展、进行社区继续教育、工程技术转让以及其他知识共享和合作等。
(二) 大学“第三使命”——社区服务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极力鼓励大学及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履行社区服务义务，开拓学术研究以外的知识，根据社区需求提供一些服务。英国罗素大学集团联盟 (2006) 将这些服务划分为12个类别: (1) 技术商业化; (2) 创业活动; (3) 咨询服务; (4) 大学设备的商业化和使用; (5) 与非学术客户签订研究合同; (6)学术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 (7) 学生就业和实习安置; (8) 学习活动; (9) 社会网络; (10) 学术研究的非学术性合作; (11) 满足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教育联盟活动; (12)非学术知识外溢。
(三) 大学“第三使命”——技术创新系统化
1997年，瑞典《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赋予了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 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发挥向公共社会解读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间，瑞典社会出现了“第三使命”所催生出的众多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衍生企业以及地方技术转移代理机构等 (雅各布等，2003; 格克泰佩，2008; 谢伦廷，2009)。瑞典政府在2004年还将“创新瑞典”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来，并将瑞典的未来福利托付给大学，“着力营造国家研究和创新环境，促进瑞典社会各层面同国际、国家、地区等多水平的互动，以帮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富有成效的创新系统”。2008年，瑞典《研究和创新法案》更是强调要将TTOs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技术转移办公室) 打造成“区域技术转移的中心”。(www.xing528.com)
(四) 大学“第三使命”——使命发展功能化
对于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术语的解读，法国学者菲利普·拉雷多(2007) 见解独到: 他认为大学“第三使命”概念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R＆D政策的推行过程之中，它是对大学自治——“学术共同体”和战后范式—— “基础研究”两个术语的归纳，以及默顿范式的知识开放要求和“科学共同体”的再发展。基于此，他建议大学不应该努力构建三大使命，而应转变为实实在在地履行好自身的三大功能: 一是大众高等教育 (以注重本科学士学位发展为特征); 二是职业专家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以注重职业专家文凭和应用研究为特征); 三是专业学术训练和研究 (以博士研究生培养和专业论文产出为特征)。这种解释忽视了三大使命明显的演变轨迹，将使命功能化。
(五) 大学“第三使命”——要素内容维度化
西班牙学者安东尼·舍恩 (2006) 主持的“欧洲大学观察研究”项目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要素内容，在8个维度 (4个经济维度与4个社会维度) 上进行了详细的归类和测度 (见表4.1)，4个经济维度是: 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衍生企业、同产业间签订的合同; 4个社会维度是: 同公共机构签订的合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度。
表4.1 “第三使命”构成要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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