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与实现机制

1. 大学“第三使命”的由来、演变及定义

历史上，研究型大学的形成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三种大学类型的转化。第一次学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普鲁士的“洪堡改革”启动了大学职能从传播知识和为少数关键职业提供训练向“研究”、“发展知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转变，形成了研究型大学 (王雁，2005)。第二次学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先后涌现出研究型大学用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催生、兴办新产业的现象，大学除旧有使命又延伸出了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职能 (Etzkowitz，1998)，即第三职能(third function) 或第三使命 (third task or third mission)，研究型大学纷纷转向创业型大学。第三种类型的大学是克尔所描述的现代“巨型大学”。

20世纪90年代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国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和考察团，针对全美州立大学和其他公立大学，开展了大学如何应对和满足21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需求的预测和评估工作。他们采用24个维度的评估指标，通过调查和评估，赋予了“大学参与”(大学—产业、大学—政府) 的定义: “参与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即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设备等资源，会同那些公共的、私有的部门一起来充实学术、研究和创造活动; 提升课程、教学和学习水平; 进行教育准备、让公民参与; 增强民主价值和公民责任; 发表社会批评言论以及向社会奉献公共产品。”

埃茨科维茨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模式顺应了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大学传统的组织、文化、规范所造成的界限分割，结合大学研究和教学使命重新设计自身学术结构和功能，从而发展出一套全新关系模式，该模式是对大学历史演变的最好阐释。三螺旋关系模式不是对“大学参与”模式 (大学—产业、大学—政府) 的简单逻辑拓展，而是延伸出了以下几点新的内容:

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以往传统的教与学，转变为一种如同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教师所传授的知识需要学生到“现实世界环境”中去检验和运用。

知识的资本化同知识的生产、传播一样重要。具体的衡量标准将会由教师个人、院系、高等教育机构来确定。

研究及知识的产业化，将会由大学多个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组成的战略联盟来组织完成，而不是主要发明人领导一群研究生、博士后在大学试验室开展的单纯试验工作。

大学的中介和接口连接功能将会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法律专家、合同专家和配套商等的支持得到进一步放大，并有助于增强大学与产业、政府之间的无缝化对接和交流。

大学将会成为大量公司产生和成长的发祥地，并有利于增加大学学者创立和运营新公司的经验，也能通过学者创业、创业激励机制来形成大学创业文化和氛围。

创业型大学用经济理性替代认知理性，并将之视为调整大学内部成员 (将学生视为顾客) 同外部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则。

2. 研究型大学为何承担“第三使命”

在第一节中提到了大学理念的三种类型，这三种大学理念中的任何单独一种，都不足以使大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履行好其社会职责。而把上述三种大学理念综合起来的方式或许是最重要的方式，即不仅强调“赠地学院”传统，而且重视洪堡和纽曼的大学理念中蕴含的大学对于社会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 “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 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

的确，大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功利，但是，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是纯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大学作为探索未知世界、认识发现真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文化支撑的前沿，承担着培养创新人才、创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的光荣历史使命。我们生活在变革的社会，一方面世界经济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创新。大学应该在许多领域为社会服务，而且大学应该为不同的领域提供对话的平台: 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物医学等，这种交流包括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创始之初，大学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纪，大学就如皮鞋匠行会一样，也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 大学也不是要教什么虚无缥缈、一无所用的“纯粹的高深知识”，而是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教师这样的职业人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学科才开始在大学中得以传授。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大学才养成人文主义的理智传统。受教会与皇权的双重制约，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获得自治权。直到18世纪末，大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非常大。这一时期，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地培养统治阶级的工具性人才，游离于社会服务之外，被视为社会的“象牙塔”。

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使科学取代了宗教和道德哲学，大学探究自然和陶冶心灵的任务几乎平分秋色，科研与教学一样重要。德国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许多大学纷纷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思想很快演变为大学的一种新的办学理念，在专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发展科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它既是专业教育实现的需要，又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服务，进而推动各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促使近代大学最终迈出“象牙塔”，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整合为“三位一体”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美国大学全面、深刻地卷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标志着大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大学逐渐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核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及空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逐渐演变成世界范围的技术革命浪潮，各国纷纷以科学技术作为综合国力的重心，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建立高科技产业。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的微电子研究和生产基地是世界第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科学园区。“硅谷——斯坦福大学”、“波士顿128号公路”、“北卡三角研究园”等合作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大学服务功能的强大生命力和生产力。而后日本、德国、英国、巴西、印度等纷纷仿效美国，在国内著名大学聚集区域创建科技产业园区。(www.xing528.com)

特别是21世纪后，学术型的研究已成为内因并日益与创新和增长的经济循环成为一体。一方面，企业把大学视为科技创新的源泉，推动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认识到了研究的经济潜力。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孵化器的大学可以提供环境、架构和促进创新的过程。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服务第一。服务得越多、越好、越及时，就越有价值。21世纪知识信息是电流，大学就是产生电流的发电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坚持高校为社会、经济、文化服务，大学不仅要在文化传播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要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美国“硅谷现象”和英国“剑桥奇迹”。没有硅谷就没有斯坦福大学的一流水平; 同样，没有斯坦福大学，也就没有今天的硅谷。剑桥大学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遥遥领先于牛津大学，是因为剑桥大学贴近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剑桥科技园有140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为剑桥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美国高等教育的传奇人物克拉克·克尔认为，无论如何大学总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如果哪所高校单枪匹马地对抗顺应市场的改革，就好比是凡事一厢情愿的唐·吉诃德，即在任何个别机构都已无法单独行动的“囚徒困境”中，选择以逃离市场的方式来退出生存竞争，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任何一所只知拘泥于古训而专注教育质量的学校，都终将由于不知变通而付出毁灭的代价。[1]

综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大学的职能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每一次社会发展的进步都要求大学不断承担起新的职能，而大学对自身职能的很好履行又将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对大学履行职能的认可，又会给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社会和大学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成为大学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大学对此要予以充分重视，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认真履行自身所应承担的职能，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充分认可和支持，使自身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3. “第三使命”的规范表述

“第三使命”是指学校除了教学、科研两种使命之外的服务社会的使命。国外学术界对服务社会和社会服务职能的表述多种多样，如服务 (Service)、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直接为社会服务、知识的应用等。对于服务社会的概念，并无统一解释。按照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布列钦卡关于概念解释的四要素，大学服务社会的概念可精确化为: 从直接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依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活动。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服务职能的解释受国外学者的观点影响较大，但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概念，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 1990年，李廉水教授认为服务社会的概念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因此，他下的定义为: “高校的社会服务就是在保证教学、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发挥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充分利用高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验室等良好条件，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的旨在促进企业、行业、地区等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活动。”

(2) 1993年，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区别于广义的社会服务，所以叫做‘直接为社会服务’。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意义可以表述为高等学校的智力资源直接地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社会实践)。”

(3) 1998年，顾明远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对“高等学校职能”这样解释道: “为社会服务是指高等学校以其教育资源直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又称直接为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工作大多是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延伸，国外往往视之为学校推广工作。”

(4) 2001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组认为: “我们所指的社会服务，是指高等学校在常规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之外，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

(5) 2003年，徐建培在《高校怎样为地方建设服务》中指出我国高校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包括定向或委托培养、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第二，产学合作，既包括校企双方合作兴办企业的资本化方式，也包括进行技术转让等商业化方式; 第三，建立高等学校科学园区;第四，高等学校向社会开放图书馆、实验室、教学设施等; 第五，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咨询服务。

(6) 2008年，眭依凡、汤谦凡对高校社会服务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为社会作出的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所有贡献，它从根本上解释了高校历经时代变迁和制度更迭后依然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即不断地服务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狭义的高校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保证正常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前提下，依托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和知识等资源优势，向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性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动，其具有社会指向性、直接现实性、学术性、发展性、服务的有限性等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本书将大学“第三使命”定义为: 大学在完成教学与科研基本使命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推动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创建大学衍生企业等路径展开与教学和科研相关联而又有区别的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活动。该定义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前提是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基本使命; 第二，大学第三使命实现的方式: 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大学第三使命的特点: 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与教学、科研使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 第四，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 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创建大学衍生企业等。

[1] 克拉克. 克尔. 大学之用. 高铦，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