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是湖广布政司荆州府和襄阳府的合称，位于湖广布政司西北方，其东北与河南南阳府邓州、新野等相邻，西北由汉水与陕西海阳、金州、平利、紫阳、山阳、旬阳、安康等相连，西部经长江与四川夔州府、瞿塘卫相接，为湖广、河南、四川和陕西4省交接之地，南北长约700公里，东西宽为600公里。“荆襄之上游为郧阳。郧，古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自春秋到汉唐，这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但经由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长期争雄战争和宋末元初的毁灭性战争以及元末大战乱，荆襄变成了人口稀少、山林茂密的荒蛮之地。而在明初这里又成了禁地，因为在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争夺天下时，荆襄地区曾是明太祖敌对势力陈友谅的统治地区，又是当时西路红巾军、白莲教的活动重地，所以在明初大将邓愈攻下该处、“诛夷之后”，根据当时最高当局的指示精神，来了个“悉空其地”，“禁革山场，无人敢入”（《明宪宗实录》卷93）。就此，荆襄地区变成了“野多旷土，山谷戹塞，林箐蒙密”的禁地。（【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卷38）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自开国起明朝就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全国所有人都编入户籍，其大致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在册籍上一一注明每户的户类，也就是该户谋生的职业，说白了这是户口赋役总册。如果按照职业分类的话，当时还编造了各种不同户类的专业户口簿，交给对口的上级主管部门保管，如军户的专业户口簿叫军籍册，交大明兵部保管，匠户的专业户口簿叫匠籍册，交大明工部与内官监保管，灶户的专业户口簿叫灶籍册，交盐运司保管，民户的专业户口簿叫民籍册，交户部保管。而对于脱户漏口的，要实行严厉的制裁。明朝法律曾这样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若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有赋役者，亦杖一百；无赋役者，亦杖八十。若将另居亲属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各减二等。所隐之人、并与同罪”；“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本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脱户者，十户笞四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大明会典·律例四·户律一》卷163）
大约到正统时，随着帝国吏治的腐败与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户籍管理出现了较大的松动，尤其是势要权贵们大肆兼并，使得许多自耕农失去土地。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在此基础上的原应承担的赋役却依然挂在先前自耕农的头上，于是逃亡成为了失地自耕农迟早的选择。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外出逃亡而沦为流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如，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山西按察司佥事刘翀上言：“山西府州县逃徙之人遗下田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见在人民类多贫难。”（《明英宗实录》卷52）九月，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上奏说，仅他往霸州等州和漷县等县抚恤饥民，一次招回逃民就有2130户，男女人口数为5680。（《明英宗实录》卷59）3个月后的正统五年（1440）正月，又是这个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上奏说：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所属霸州、文安、保定、固安、房山等州县饥民有10000余户，合计饥民约为50000人。（《明英宗实录》卷63）同年二月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上奏：直隶真定府所属三十二州县小民缺食者34880余户，合计饥民174400人。（《明英宗实录》卷64）那么这个时期的荆襄地区情况怎么样？
明代官史记载：正统二年（1437）三月戊午，明英宗“命监察御史金敬往直隶大名府并河南、陕西诸处抚辑逃民。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谷中潜住。又黄河北岸亦有逃民千数百人围聚，间执兵器，肆为不法，不即诛之恐遗后患。’”明英宗听后这般回答：“彼亡命者，皆朕赤子也。比因徭役频繁饥寒迫切，遂至转徙。尔往视之，其愿回故乡者令有司善加抚绥，蠲其逋租；愿占籍于所寓者，复其徭役二岁，果有梗化者按之，锄其首恶，毋及不辜。”（《明英宗实录》卷28）不料小杆子皇帝这般处理却为后来埋下了祸根，“大奸皆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当时有个锦衣千户叫杨英的奉使河南，看到那里的流民那么多，估测着他们迟早会构成祸患，于是在回朝后向明英宗作了报告，并辞甚谆切地上请：“流逋之众，宜选良吏赈恤其饥，渐图所以散遣之。”可明英宗并没有将此当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流民越聚越多，到明宪宗登基即位时官方保守估计已达十几万人。（【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卷38，【明】谈迁：《国榷》卷34，《明宪宗实录》卷19）到了成化初元时又有了增加，“永乐、宣德迨今（成化初年），流移之众岁集月聚（于荆襄），巢穴其中，无虑百万”（《明宪宗实录》卷93）。(www.xing528.com)
在这上百万流民中，有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他们为了逃避官府的“无厘头”盘剥而流亡荆襄，想通过开荒种地来养家糊口，成为当地的“新”农民；有为生计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想到这个“新”地方图得生存发展；同时也有无业游民包括一些犯罪人员，他们来到这个4省交界之地就是为了逃避官府打击，苟且地在此生活。因此说荆襄的流民成分十分复杂，处理起来还真不容易，一旦有非常想法的人很容易在此谋得事业发展的空间和市场。而当时有个叫刘千斤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非常想法之人。
刘千斤，本名刘通，河南南阳府东北方西华县人，天生就有一副好身板，尤其他的手臂特别有力。西华县衙前面有一只石狻猊，重达千斤，有人看到刘通臂力过人，就跟他开玩笑说：“人家都说你好臂力，你倒让我们见识见识，我们县衙门口那只石狻猊据说有千斤之重，你要是能将它举起来，我们就服你！”向来争强好胜的刘通听到这话，当即脱掉身上的衣服，大步走到县衙前，仅用一只手就将那千斤重的石狻猊高高举起，顿时把在场看热闹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以后，刘通的名字逐渐为人所遗忘，代之而起的是刘千斤。正统年间朝纲不振，政治腐败，地方流民问题愈发严峻，大量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中原流民听说了荆襄这块“宝地”，随即蜂拥而至。当时刘千斤正带了几个弟兄混在流民潮里头，先来到荆襄地区的房县，与正在当地开展秘密传教活动的白莲教徒允天峰等人一起“潜谋倡乱”，鼓动流民起来反明。（《明史·白圭传》卷172，《明宪宗实录》卷3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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