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成化帝卷》完整版

最早想到此招的是景泰末年跟随石亨、张和杨善等七大奸恶（有关他们的详细情况可见笔者的《大明帝国》之《景泰、天顺帝卷》下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发动夺门之变、后被明英宗分别擢升为海宁伯的董兴和宣城伯的卫颖（《明英宗实录》卷274）之子。

成化元年（1465）六月，董兴之子董源等上奏朝廷说：他们几家的父亲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与石亨等一起到南宫去，迎先皇帝复辟，遂被朝廷进升为公、侯、伯，张晋升为太平侯，张之兄张晋升为文安伯，都督孙镗晋升为怀宁伯，都督董兴晋升为海宁伯，都督卫颖晋升为宣城伯。当时朝廷规定：这些爵位是世袭的。太平侯张和兴济伯杨善因为在天顺元年（1457）就死了，他们的儿子张瑾和杨宗都得以继承爵位。而自天顺中期起朝廷开始否定“夺门”之说，石亨因为犯有谋逆之罪而死于狱中；文安伯张之子张斌因在大丧期间与自己父亲的婢女发生性行为，以及违制强娶妹夫之妾等事而被锢禁于锦衣卫镇抚司狱（《明英宗实录》卷356），后遇赦“闲住”；怀宁伯孙镗因天顺八年（1464）八月的牛玉案（《明宪宗实录》卷8）而被削禄，就他们董兴和卫颖两家后代无故而未得袭爵，请朝廷照太平侯和兴济伯之例，让董、卫两家的儿子继承父辈爵位。（《明宪宗实录》卷18）

这事不提也罢，既然现在有人主动提出了，新皇帝朱见深倒是要好好地思考了一番，因为自己拿不准主意，就向老师、内阁首席辅臣李贤请教。李贤当即回答：先皇帝在世时就已经否定了“夺门”之说，现在怎么能再让所谓的“夺门”功臣子孙袭爵呢？朝廷应该对他们全部加以革除。成化帝当即接受了建议，不仅拒绝了董源等人的上请，而且还将已经袭爵为太平侯的张瑾降为锦衣卫指挥使，至于兴济伯杨宗“本无武阶”，但由于其父杨善曾有北使瓦剌、迎回明英宗之功，故朝廷最终将他降为指挥同知。（《明宪宗实录》卷18）至此，夺门之变的七大奸恶“功臣”的爵位俱已革尽。对此，史书评价道：“至成化初，诸被革者诉请。复以（李）贤言，并夺太平侯张瑾、兴济伯杨宗爵，时论益大快之。”（《明史·李贤传》卷176）

此事过后没多久，第二个想浑水摸鱼或言搭便车的人又冒了出来，他叫黄征，国子监生。成化三年（1467），黄征上书朝廷说：“我家爷爷黄福历事五朝，官至少保兼尚书，死后朝廷赠与太保之衔，并加谥‘忠宣’。只是我黄家子孙都未得录用。乞请如尚书夏原吉之子的恩例，量授一职。”黄福是明初就入仕的数朝老臣，曾任朱元璋时代的工部右侍郎。（《明英宗实录》卷63，《明史·黄福传》卷154）永乐初年调为北京行在工部尚书，张辅平定安南之乱后，他“以尚书掌（交阯）布政、按察二司事”，宣德元年（1426）被召回，仍任行在工部尚书。宣德四年，黄福与平江伯陈瑄共同负责南粮北运之事，后调任南京户部尚书，并兼掌南京兵部。明英宗即位后，升黄福为少保，令其参赞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机务。数年后的正统五年（1440），他卒于任上。史书说，黄福是个有口皆碑的好官，“历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当官不为赫赫名，事微细无不谨。忧国忘家，老而弥笃。自奉甚约，妻子仅给衣食，所得俸禄，惟待宾客周匮乏而已”（《明史·黄福传》卷154）。但他与所谓的景泰朝“奸党”案没什么关联，加上他长期在外任职，明宪宗对这位历事大明五代老祖宗的老臣没什么印象，所以在接到国子监生黄征的上奏后顺手将它交给了吏部去处理，随即该事也就被吏部压了下来。（《明宪宗实录》卷41）

成化初年第三个想浑水摸鱼或言搭便车的可能就要数古镛了。古镛是正统元年（1436）的进士，（《明英宗实录》卷15）景泰元年（1450），任山东按察司佥事（《明英宗帝实录》卷194，《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2）。景泰六年（1455）十一月，因少保、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推荐，古镛升任大理寺左少卿（《明英宗实录》卷260，《废帝郕戾王附录》第78）。就因为这个缘故，景泰八年（1457）正月夺门之变发生后，古镛被指称为景泰“奸党首恶”王文之党人而遭黜为民（《明英宗实录》卷274）。4年后的天顺四年（1460）七月，丢官在家的古镛为相邻所诬告：口出冤望，日集无赖，私造兵器。复辟皇帝闻讯后派了御史宋有文与锦衣卫官同往山西祁县去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但即使这样，明英宗还是下令，将古镛械往北京，处以杖刑，然后再把他给放了。（《明英宗实录》卷317）明宪宗上台后大行拨乱反正之政，古镛听说后十分激动，于成化之初上奏陈冤，自称“天顺初与于谦等俱为石亨诬陷，今（于）谦等皆得洗雪，乞照例复职致仕”。成化帝接奏后令人展开调查，发现他“为人便侫，忮刻自用，权势所在，必趋附之。比家居尤放纵不检，为乡里所薄云”。朝廷随即降旨，拒绝古镛的“照例复职”请求。（《明宪宗实录》卷71）(www.xing528.com)

第四个想搭便车的大概就要数李时勉的孙子李颙。李时勉，江西安福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性格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永乐后期，大明迁都北京，时任翰林侍读的“（李）时勉言营建之非，及远国入贡人不宜使群居辇下。忤帝意……寻被谗下狱。岁余得释，杨荣荐复职。洪熙元年（1425）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宣宗即位后李时勉复官为翰林侍读，后于宣德六年（1431）出任国子监祭酒。正统初元，因不肯媚事宫廷大珰王振而被枷号三日，他受尽了凌辱，后于正统十二年（1447）致仕回乡，“朝臣及国子生饯都门外者几三千人，或远送至登舟，候舟发乃去”（《明史·李时勉传》卷163）。景泰元年（1450）李时勉病卒于老家，朝廷赐谥“文毅”，“文毅”的谥法含义为“勤学好问，果而能断”，当时谁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妥。成化五年（1469），看到朝廷大行“更始”之举，李时勉孙子李颙便上请说：“（我家爷爷李）时勉历官四朝，曾效勤劳，请如吏部侍郎曹鼐（殉难土木堡）之例，改谥加赠。”（《明宪宗实录》卷66）

明宪宗接受了李颙的请求，赠与已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为礼部左侍郎之衔，并将其先前的谥号“文毅”改为“忠文”。“忠文”的谥法含义是“临难不忘国，勤学好问”（【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谥法考二》卷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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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述案例，除了第二个案例中新皇帝不愿去翻开一些弄不清的陈年老账外，第一个案例中成化帝直接拒绝上请，完全是继承了天顺中期以来的做法，即否定“夺门”之说、革除“夺门”之功；第三个案例中明宪宗拒绝乞请，是因为他讨厌上请者古镛的糟糕人品与不端行为；而只有在第四个案例中，他接受了李时勉孙子的请求。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李时勉的一生，就不难发现：成化帝赐给他的谥号“忠文”不仅要比先前朝廷所赐的仅强调勤学好问和能断之含义的“文毅”更为妥帖，而且还有褒扬他临难不忘国和勤学好问之品格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成化之初，意欲“更始”天下的明宪宗所抑或所除的多为负能量，与此相对，所褒扬或扶植的多为正能量，套用当时政治场上的习惯说法，即为去浊黜冗，举贤使能。（《明宪宗实录》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