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城历史-小唐皇帝李嗣源及其在位时的改革措施

后唐的第二任皇帝是李嗣源，沙陀族人，唐咸通八年（867）九月，出生于应州的金城县（今应县），小名邈佶烈，因骁勇善射，被李克用收为义子，赐名李嗣源。天祐五年（908），庄宗亲自带兵救潞州之围，嗣源勇冠三军，率先登城，大破梁军，以功授代州刺史。天祐十四年（917），阿保机率众攻幽州（北京），镇守幽州的周德威（朔州马邑红壕头村人）十分危急。嗣源往救，以少胜众，解了幽州之围，以功进位检校太保。

庄宗即位后，嗣源晋封为检校太傅兼侍中，授天平军节度使。在平梁战役中，嗣源功居第一，时为前锋，大破梁军于中都，生擒梁大将王彦章。进军汴都，率先突入，迎庄宗入汴。庄宗曰：“天下，当与尔共之。”授嗣源中书令。

同光四年（926），赵在礼反于魏，大臣皆请遣嗣源讨伐。庄宗此时对嗣源已有疑忌，因而不许，群臣屡请，庄宗不得已而遣之。嗣源至魏与赵在礼合而反叛。四月，庄宗驾崩，嗣源入洛阳，即位于庄宗柩前，谓之明宗，大赦天下，改元天成。次年十二月丙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立庙于应州（今应县）。

明宗即位后，年事已高，不近声色，不喜游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十二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资治通鉴》卷275）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资治通鉴》卷275）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亳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资治通鉴》卷276）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只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原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www.xing528.com)

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挤，监仓犯脏”，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不我得，非但卿言！”（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对于涉及他自身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资治通鉴》卷278）。

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资治通鉴》卷275，）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