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探知台东镇小学教员邓恩铭与上海方面的共产党往来密切，且为四方纱厂罢工的“煽动者”，遂向胶澳警察厅告发。5月4日凌晨3点，邓恩铭在泰山路13号家中被捕，警察从邓恩铭家中搜出“罢工后援宣传文书”，但“从上海来的共产党员已经从当地逃走”。由于邓恩铭并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日方“尚不明了”邓恩铭是否为所谓的罢工“煽动者”。后经中共组织及国民党员、省议会副议长陈鸾书等营救[44]，邓恩铭后于5月11日被胶澳警察厅驱逐出境。
日本青岛总领事馆关于邓恩铭被捕等情况的电报（1925年5月6日）
《东方通信》（1925年5月4日）刊载的邓恩铭被捕消息
邓恩铭宿舍旧址（青岛泰山路13号）
山东省副议长陈鸾书与青岛警察厅长陈韬关于驱逐邓恩铭出境的往来函件（1925年5月）
李慰农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国，于1925年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同年5月被派往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工作。他化名王伦，深入四方机厂及日商三大纱厂所在地四方，建立中共四方支部，并任书记。他积极发展工会组织，举办工人夜校， 建立工人俱乐部。邓恩铭被捕后，李慰农承担起领导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职责。日本方面由于不掌握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真实情况，这一阶段一直将化名王伦的李慰农与王复元混为一人。
青岛四方三大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中共中央对这场斗争十分重视，于5月4日发出通告，强调：“青岛日本大康纱厂罢工事，其成效关系北方劳动运动及上海纱厂工人运动，影响甚大，望同志们设法运动当地各团体发电声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大量篇幅刊载了青岛纱厂大罢工的消息、通讯、评论，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革命运动者，都应努力起来援助青岛大康纱厂工人”，还刊登《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工人的卑劣行径，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大康纱厂工人罢工。(www.xing528.com)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中共山东地委从青州等地选调几十名共青团员、学运骨干来青岛帮助工作，地委主要成员王尽美、尹宽、刘俊才、王翔千、王用章（后叛变）等也赶赴青岛，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4月22日，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执委王翔千召集邓恩铭、孙秀峰、王用章、李春荣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努力促使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发展成为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随后，青岛党组织派出党团员分别到各大纱厂发动同盟罢工。
青岛纱厂工人的罢工得到国内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国铁路总工会除通电声援、派代表携款来青岛慰问外，还通知各路工会一致募款，全力帮助大康罢工工友。上海纱厂工人汇寄2000元捐款，派代表到青岛慰问罢工工人，并发表声明：如果青岛日本厂主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上海纱厂工人将举行罢工予以支援。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了纱厂罢工后援会，通告各分会募捐集资，四方机厂工人当即每人捐出1日工薪。津浦铁路、京汉铁路各总工会也汇来款项帮助失业工友。青岛大学学生成立后援会，组织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宣传和募捐。青岛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热情捐助。沧口地区“国民党第三区委员某君”一次捐了10包大米和20袋面粉。钟渊纱厂工会联络宝来等7厂工人建立了工人互援会，互相帮助，共渡难关。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还得到日本进步力量的支持。罢工期间，日本工运活动家铃江言一来到青岛，实地了解罢工情况。离开青岛后，他专门写信，鼓励青岛纱厂工人坚持斗争。
在党组织领导下，纱厂工人罢工斗志更加坚定。四方各纱厂工会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就罢工问题“征求男女各工人志向，以期坚诚而免为利诱或威逼，致中途生变”，“当时全体赞成，坚持到底”，并表示“无论发生若何危险，及身体受若何痛苦，誓不反悔。以期达最后目的”。[45]
日本工运活动家铃江言一致苏美一等人的信（1925年5月14日，抄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