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帝国昂扬的精神

西汉建立时，最初决定建都洛阳。刘邦不是没有考虑过定都关中。关中本身有渭水流域，南方又有四川盆地提供的生产腹地，再加上地形带来的易守难攻的优势，定都关中的好处的确有很多。但仅一项条件，就在当时压过了关中的所有好处——这里是秦朝的亡国之处。

几经波折，西汉的都城才从洛阳迁到长安，并从此定在长安，直到西汉灭亡。从后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定都长安是有道理的。然而在西汉一朝初立时，尽量避免因袭秦朝教训的想法，有着超越正常分量的超重考虑。

甚至可以说，在“汉兴七十年”间，在每个重大的政治决策上，西汉一朝都能察觉到曾经不可一世的秦朝快速覆灭的巨大阴影。汉初政治的首要考虑，就是不要重蹈秦的覆辙。刘邦在位时虽几度发动对付诸侯王的战争，然而这些战争都不仅规模有限，而且迅速地结束。因为他有意识地绝对不拖长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反逆”的势力都快速地被压制或被消灭，除了刘邦在军事上的才能之外，当时的社会疲于战争，兵丁难以征调的现实情况，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人们非常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和平，根本不想再回头过战国时代的那种日子了。对西汉的人来说，消灭六国后建立的秦朝，之所以快速倾覆，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秦朝不能维持不打仗、不发民的和平状况，而这导致人民揭竿而起，站在推翻秦朝的一方。因而，汉高祖去世之后，西汉政治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就是反对秦朝的做法，要与民休息。

汉文帝、汉景帝二朝奉行无为中最有力的，是不轻易征调民力进行建设，尽量减少朝廷的花费，也就是降低征用民众生产成果与劳动力的需要。因为有着秦朝的反面教训在眼前，所以从汉高祖开始，西汉就流行以节约为上的习惯。比如，长乐宫完成时，汉高祖发过脾气，认为其太豪华了，而他骂人的理由就是：“这是要害我们像之前的秦朝一样吗？”

节约的习惯，在汉文帝时执行得更加严格。当时，就连皇后穿的衣服的下摆，都不能垂到地上，因为这样费布太多。汉文帝的灞陵，在历史上早已载明其所在的方位，但至今它都无法发掘。这关键就在于它建造时就决定“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应劭对《汉书·文帝纪》的注解）。它的上方并未有封土，且它依随山势而建，这导致今天很难找到其确切的所在之地。

另外，现代考古也挖掘出了汉景帝与其皇后合葬的阳陵，它看起来之前并未被盗过。里面出土了大量的陶俑，但这些陶俑只有五六十厘米高，它们和秦始皇陵里的等身高兵马俑，不仅在尺度上不能比，在制造的精致度上，更是远远不及。(www.xing528.com)

这样的陵墓兴筑方式及墓葬，当然也就省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而不必像建骊山陵那样征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等。

不建宫殿，不建大型的陵墓，也不进行其他的大型建设，这省下了大量的民力。这样的做法，对法令的执行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前面已提过，文景二朝无为，所以他们也不曾大幅地改造秦朝留下来的律令及规定等。虽然明文上仍然承袭了秦法，但在执行上，西汉就逐渐有了现实的改变。

秦朝不仅法制很严，而且有明确的动机促使执法更严。“以刑致刑”，将许多从旧封建制中脱离出来的人转化为刑徒，他们事实上就成了朝廷的公共官奴。官奴越多，就有越多可供投入建设的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也就刺激出更多的建设，这又产生了更多的官奴需求的动机，也就会创造出更多的刑徒。

西汉从需求面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省徭役，不随便进行公共建设，就算有刑徒也没有可用之处。于是，西汉在执法上就没有了要严抓严判的动机，相对地，反而有了放松执行，别制造无用刑徒的理由。

因而，汉初的社会，有着清楚的两面性。在现实方面，法令的执行越来越宽松，这使人们受到的干扰越来越少，相对地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生产与生活自由。在规定方面，秦律、秦制等依旧被存留，而且伴随着许多人曾经有过的秦朝教训，这些成文规定也就一直发挥着约束与紧缩的作用。这让人们知道，相对的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朝廷随时可能严格执行秦律、秦制等，即将秦法所规定的种种压力，重新施加在每个人的身上。

这样的两面性形成的对比，使人们对这难得的、不确定的休息格外珍惜，也对此有了格外深刻的肯定印象。因而，这就产生了后世所称的“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