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胜利

中国近代历史上以往几次全国规模的革命活动，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是在西方列强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下被镇压下去的。为什么当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出面干预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有两年多时间了。面对着一场即将来临的生死攸关的大决斗，列强都全力以赴地从事紧张的准备，腾不出多少力量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釆取重大行动，只求能保住他们既得的根本利益就够了。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对清政府的憎恶已达到极点，这股革命的狂澜决不是轻易能扑灭下去的。日本驻俄大使向沙俄总理大臣谈道：“革命党实力究竟如何，虽尚不得确知，但全国各地对于满清朝廷已经普遍心怀不满，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而清国既无健全的军队，财政又很困难，政府军队若不能迅速平定变乱，则革命运动或将弥漫至全国各地亦未可知。”“鉴于清国现政府之极端腐败与混乱，据本使所见，寄希望于满清朝廷这一派获得最后胜利，实属危险之极。”[1]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大臣也说：“革命运动似乎正在扩展。看来，好像只有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之后，才能重新建立满族人的权力，而对于这场战斗，清政府是没有什么准备的。”[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方列强出面干涉，会使自己同正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势力形成对立而无法控制局势，使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损害，这是他们感到十分担心的问题。而从革命军方面来说，独立各省由于害怕外国列强的干涉，几乎无一例外地声明保护外国在华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外国企业和侨民没有干扰，这更使列强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当然，西方列强各国所处的地位和在华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日本和沙俄，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度跃跃欲试，考虑过直接出兵的问题。但当时在华既得利益最大的是英国。在它看来，如果日本或日俄两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势必打破列强在华的原有均势，对英国不利，因而持反对态度。日本那时还是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羽翼尚未丰满，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限，难以撇开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而单独采取重大行动。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对策是：先在清政府和独立各省之间标榜“中立”，既不给革命势力方面以支持，也不答应给清政府以财政援助，实际上是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静待时局的发展。当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革命势力又存在种种弱点的时候，他们就确定采取“换马”的政策，也就是支持袁世凯出来代替清朝政府充当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而以清朝的退位来换取南方的妥协和让步。

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看，清政府在西太后去世后已失去维持统治的重心，不再有一个能够主持大计的人。监国摄政王载沣“遇事优柔寡断”，“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3]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年老昏庸，贪婪无能，只知搜刮钱财，一向遭到人们的强烈不满。掌握兵权的军咨大臣载涛和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都是些缺少实际办事经验的纨绔子弟。因此，当武昌首义消息传到北京时，清政府内部立刻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负责作出决断。最后决定派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剿办。但荫昌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他要带领的部队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这个职位远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野心和欲望，因而他借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而拖延不出。这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湖北前线的清军却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多大进展。清廷慌了手脚，只得在10月27日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军务大权。这下，袁世凯的“旧患足疾”顿时霍然痊愈，在30日赴湖北孝感督师。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部第一军攻入汉口。同一天，庆亲王奕劻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袁世凯受旨接替。

为什么袁世凯当时能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国内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北洋六镇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各镇军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旧部，一向“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他的潜势力丝毫不减。第二，袁世凯多年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调京后又任外交部尚书，长期掌管清朝的对外交涉事务，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起密切关系。他的对外态度和精明干练又深得帝国主义列强的器重，被看作“强有力”的人物。武昌首义后，使馆区内便发出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施加影响。第三，袁世凯同立宪派人也有许多关系。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推行“新政”，在一些人中博得“开明”的声誉，也得到立宪派人的好感。他同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关系尤为密切。各省纷纷独立后，张謇在南方取得重要地位，但仍同袁保持各种联系，为他出谋划策。

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在11月13日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4]可见，英国政府准备全力支持袁世凯，并期待由他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方针已经确定了。

袁世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并不容易，需要清朝政府和南方革命阵营两者都对他作出重大让步。他的办法，有如胡绳所分析的那样：“简单说来，就是一方面不让清朝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朝：如果清朝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朝来恐吓革命：如果革命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5]

这以前，他主要是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来压清朝政府把权力交给他。在他就任内阁总理后就进一步对南方施加压力。他的手段还是一打一拉，以打促拉。当然这种拉是要把南方拉到他所需要的轨道上去。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武昌危急。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取武昌，袁世凯亲自用长途电话加以制止。12月1日，武昌受到清军炮击，黎元洪仓皇地离开武昌到城东的卓刀泉暂避。同天，英国驻汉口总事葛福接到北京公使团提出的主张停战三天的电报，派万国商会会长、英人盘尔根当晚将电报送到武昌，由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和参谋总长吴兆麟商议决定在自2日晨8时起停战三天的公文上加盖都督大印，停战就实现了。这个停战一再延期，事实上武汉前线的战争从此停止了下来。停战开始的那一天，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决议：如果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

由于先后攻陷汉口和汉阳，袁世凯在北方的身价更高了，大权事实上已落到他的手中。12月6日，清廷准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以后用人行政都由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既然南方已表示只要能使清室退位就可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便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南北和议。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袁委托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赴南方讨论大局。9日，南方十一省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议和代表。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第一次开议。20日，英、日、德、美、俄、法六国总领事一起分别往访伍、唐两代表，交送备忘录，表示奉本国政府训令，以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但有危本国，而且有危于外人的利益和安宁。这是对和议公然施加压力。27日，唐绍仪致电袁称：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要求代奏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据徐世昌说：“唐电到后，袁约余计议，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宫廷及顽强亲贵，不能开口。若照唐电召开国民大会，可由大会提出，便可公开讨论，亦缓脉急受之一法。”[6]接着，袁就找庆亲王奕劻密议，由奕劻在隆裕太后召集的近支王公会议上提出这个主张。第二天，清廷发出谕旨，宣布准备召集临时国会，将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何者为宜的问题“付之公决”。

一幕幕紧锣密鼓地演出，一切似乎正按照着袁世凯预定的构想实现着。

可是，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却是袁世凯原来所没有料到的。他怀疑南方没有诚意，担心孙中山就任后不会再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出，他的全部打算就会落空。于是，突然在30日表示唐绍仪议定各条逾越权限，不能承认，并示意唐绍仪提出辞职，随即复电照准。事实上，南北议和事宜暗中仍由唐、伍继续磋商，这种做法无非只是为了对南方施加压力。

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妥协的主张早已占了上风。孙中山在归国前曾表示过：如果袁世凯能够逼迫清朝退位，当推袁为民国总统；归国后，由于了解了更多实际情况，也听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革命党人的意见，对袁世凯的态度有了改变，不愿轻易妥协。但他的主张并不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受到很大压力。这种压力首先来自革命派自身的一些重要人物。同黄兴关系十分密切的李书城回忆说：“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7]孙中山所信任的胡汉民和汪精卫也都力主妥协，对孙中山施加了不少影响。胡汉民在《自传》中写道：“先生（指孙中山）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欧西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只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觉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8]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人物对政权问题的极端轻视、政治上的软弱和无知，在这些言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后为此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原立宪派人如张謇等，对政权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忽视。他们急迫地希望袁世凯这个“强者”能够在清室退位后迅速地掌握政权，使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因而，一面同袁世凯暗通消息，为他出谋划策；一面又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他们迅速向袁世凯妥协交权。妥协，已成为南方难以逆转的主潮。

但袁世凯仍不放心，需要有南方的一个正式保证。他的幕友密电南京通告孙中山和江苏都督，大意说：“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室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9]1月15日，孙中山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正式表明态度：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0]

孙中山正式表明态度，袁世凯对南方这一头放下心来，就把主要力量放到压迫清朝退位上去。尽管如此，他表面上仍然口口声声表示要忠于清室，常对人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11]既然北方的一切军政大权都已集中在袁世凯一人手中，为什么他不直接取清室而代之，还要作出上述种种姿态呢？最了解袁世凯的徐世昌对人说过：袁世凯“此时权势无与抗衡者，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室而代之私议。而项城（袁世凯）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国恩，他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二、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亦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12]。

他逼迫清室退位也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1月16日，也就是孙中山正式表明准备退让的第二天，他以内阁合词密奏的方式恫吓隆裕太后，表示如果对南继续用兵，无论兵力或是军饷都难以应付，大局危逼已极，而南方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希望隆裕太后“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0日，唐绍仪和伍廷芳秘议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包括“尊号仍存不废”等电达袁世凯，用来诱饵清室。但清廷仍犹豫不决，接连开了四次御前会议都没有结果。到26日，袁世凯就使出杀手锏来，由前线主要将领段祺瑞、张勋等四十二人联名通电，请清室退位。段祺瑞的亲信曾毓隽后来说：“辛亥革命，前敌各将领电请退位，系中央授意。”[13]他所说的“中央”，自然是指袁世凯。这个通电对清室无异晴天霹雳，使它受到极大震动，难以支持下去。恰好同一天，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死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反对清室退位最力并掌握一定兵权的宗社党领袖。他一死，那些亲贵王公便吓得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2月13日，清室终于被迫发布谕旨，宣告退位。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至此宣告灭亡。

清室宣告退位的同一天，孙中山履行自己的诺言，向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并推荐袁世凯接替。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对袁世凯仍不放心，因此在辞职文中提出三个条件，作为对他的限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一、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14]这三条中，除要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外，就是要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北京是各种旧社会势力的中心，而南京当时是革命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便于对袁世凯进行制约，这当然是袁世凯所不愿意的。

但袁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满口答应极愿南行，实际上以种种借口进行抵制。2月27日，南京政府派遣的专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到达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欢迎专使，一面指使北洋第三镇在北京实行兵变，大肆焚掠。然后，他就声称需要维持北方秩序，一时断难南行。蔡元培等一再商议后，拟定了三条办法：“一，取消袁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三，袁在北京行就职式。”[15]这三条办法得到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袁世凯拒绝南下的目的又达到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www.xing528.com)

就这样，民国虽然成立，清室虽然退位，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列强所中意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

[1]《本野驻俄公使与俄国总理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之谈话纪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5、106页。

[2]《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册，第9页。

[3]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23、325、326页。

[4]《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电》，《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册，第58页。

[5]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20页。

[6]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4页。

[7]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

[8]《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60、61页。

[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19页。

[10]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1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2页。

[12]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24页。

[13]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7页。

[14]孙中山：《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4页。

[15]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