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古代汉字字的来历与意义

根據古禮，嬰兒生下三月後，要擇日剪髮，“妻以子見於父”，由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禮記·内則》）。男子到二十歲舉行“冠禮”，才由賓客取“字”，所謂“男子二十冠而字”（《禮記·曲禮上》）。女子則在十五歲許嫁時，舉行“笄禮”取“字”，所謂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禮記·内則》），“女子許嫁笄而字”（《禮記·曲禮上》），所以舊時習俗上，當女子將許嫁時，叫做“待字”。“字”的題取，需要在字義上和“名”有聯繫，不管是正是反。後世“冠禮”雖然不行了，但是這個成年取“字”的習慣曾長期流傳着。

《士冠禮》記述古代男子取字的方式説：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這是説：男子“字”的全稱有三個字，第一字是長幼行輩的稱呼如伯、仲、叔、季之類，第二字是和“名”相聯繫的某一個“字”，末一字都用“甫”的稱呼。其實“甫”是“父”的假借字。從古文獻來看，西周時確實流行着這種取“字”的方式（在金文中尤爲常見），春秋時也還有沿用這種習慣的。見於西周文獻的，如白（伯）丁父（《令簋》）、白懋父（《小臣簋》等）、白家父（《伯家父簋》）、程伯林父（《大雅·常武》）、伯陽父（《國語·周語上》）、中（仲）旄父（《逸周書·作雒》）、仲山甫（《大雅·烝民》等）、王中皇父（《王中皇父簋》）、中父（《仲父盤》）、弔（叔）向父（《叔向父簋》）、弔邦父（《盨》）、弔家父（《叔家父簠》）等，其例不勝枚舉。列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晉有白父（《伯父鼎》）、桓伯林父（《左傳》成公十八年正義引《世本》），魯有白愈父（《魯伯愈父鬲》）、弔猒父（《魯士商簋》），齊有成伯高父（《禮記·檀弓》正義引《世本》），鄭有召弔山父（《召叔山父簠》）、弔賓父（《叔賓父盨》等），陳有叔原父（《陳公甗》），戴有弔慶父（《戴叔慶父鬲》）等，例子也很多。

按照當時的習慣，男子的“字”可以不用全稱。有省去伯、仲等行輩稱呼的，如白懋父或稱懋父（《懋父簋》、《師旅鼎》），兮白吉父（《兮甲盤》）或稱吉甫（《小雅·六月》），白龢父或稱龢父（《邢人鐘》），白俗父或稱俗父（《南季鼎》）。有省去“父”的稱呼的，如吴大父（《同簋》）或稱吴大（《師酉簋》），又如周公長子，或稱禽父（《左傳》昭公十二年），一般多省稱父而稱爲伯禽，其全稱應爲伯禽父；孔子的“字”，或稱尼父（《禮記·檀弓上》、《左傳》哀公十六年），或單稱尼（《韓非子·外儲説左下》），一般多稱爲仲尼，其全稱應爲仲尼父。也有省去伯、仲等行輩而連同官名稱呼的，如太公望或稱師尚父（《大雅·大明》），白雍父或稱師雍父（《鼎》、《甗》等），白龢父或稱師龢父（《師兑簋》、《師簋》）等，“師”即是“師氏”官名的簡稱；又如兮白吉父或稱尹吉父（《漢書·古今人表》），“尹”即“尹氏”官名的簡稱。也有省去“父”而連同官名稱呼的，又有省去伯、仲等行輩和“父”，而連同官名稱呼的，如内史叔興父（《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或稱内史叔興（《左傳》僖公十六年），又稱内史興（《國語·周語上》）。更有省去“某父”，單以伯仲等行輩連同官名、氏或稱號來稱呼的，如仲山甫或稱樊仲（《國語·晉語四》），或稱樊穆仲（《國語·周語上》）；伯陽父或稱太史伯陽（《史記·周本紀》），或稱太史伯（《史記·鄭世家》），又或稱史伯（《國語·鄭語》）；又如慶父的“字”全稱爲仲慶父（《左傳》莊公八年），又或稱爲共仲（《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由此可見，西周、春秋史料中，有稱某父的，有連同官名稱某父的，有連同官名、氏或稱號而稱伯、仲等行輩的，都是“字”的簡稱。《禮記·檀弓上》説：“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就是説：習慣上到五十歲以後，可以單稱伯、仲等行輩而省去“某父”的稱呼^[2]。

西周貴族男子取“字”，個别也有不用“伯某父”方式而稱“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史記·晉世家》）。到春秋時，多數用“子某”的方式取“字”，採用“伯某父”方式的逐漸減少，詳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經義述聞》卷二十二、二十三）。

古代女子取“字”的方式，《儀禮》中没有談到。我們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發現了下列許多貴族女子的稱呼：囱孟嬀婤母（《陳伯元匜》）、孟嬀母（《陳子匜》）、△嬀囧母（《陳侯鼎》）、孟妊車母（《鑄公簠》）、叔△（此字從女，亦女姓）奜母（《伯侯父盤》）、中（仲）姬客母（《干氏叔子盤》）、虢孟姬良母（《齊侯匜》）、辛中姬皇母（《辛仲姬鼎》）、中姞義母（《仲姞匜》）、鄦（許）弔姬可母（《蔡大師鼎》）。這些稱呼，除了有的冠有國名或氏以外，第一字是長幼行輩的稱呼，第二字是姓，第三字和第四字都作“某母”。王國維認爲：“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觀堂集林》卷三《女字説》）郭沫若同志曾經認爲王國維在這方面“揭破三千年來之祕密”（《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3]。此外也有不作“某母”而作“某女”的，如成姬多女（《白多父簋》）、京姜庚女（《京姜鬲》），楊樹達又認爲：“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古人於女子不但以母爲其字，亦以女爲其字”（《積微居金文餘説》卷二《京姜鬲跋》）。這個看法也很正確。

我們進一步研究一下，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當時女子的“字”也可以不用全稱。有省去伯、仲等行輩稱呼的，如虢妃魚母（《蘇妊鼎》）、姬△母（《王作鬲》）、姬大母（《戲伯鬲》）、姬原母（《應侯簋》）、姬母（《姬母鬲》）、姬母（《姬母鬲》）、姜林母（《姜林母簋》）、△母（《鬲》）、貍母（《南旁簋》）等。也有省去“母”的稱呼的，如孟妃（《番匊生壺》）、邛（江）仲嬭（羋）南（《楚王鐘》）、中姬艅（《仲姬俞簋》）、弔（叔）姬霝（《叔姬簠》）、弔妊襄（《薛侯盤》）、季姬牙（《魯大宰原父盤》）等。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連同官名稱呼的，如保侃母（《保侃母簋》《保侃母壺》《南宫簋》）、保母（《保母簋》），“保”是官名，即是“保母”。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單稱“某母”或“某女”的，如壽母（《魯生鼎》）、兹女（《兹女盤》）、帛女（《帛女鬲》）、之女（《女姬罍》）等。又有連省去“某母”或“某女”，而單以伯仲和姓連稱的，如孟姬（《不簋》）、中姬（《叔家父簠》）等，這是最普遍的一種省稱方法，例子不勝枚舉。可見當時女子的“字”的省稱方法，基本上和男子一樣。

上面我們把周代貴族女子的“字”和男子的“字”比較了一下，就可見女子取“字”的方式基本上和男子相同，仿效《儀禮》的話，就是：

曰：伯（或作孟）某母（或作女），仲、叔、季，唯其所當。(www.xing528.com)

只是因爲當時實行外婚制，同姓不婚，對女子的姓看得很重，就必須在伯、仲下把姓標出。《白虎通·姓名》篇説：“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又因當時以父系爲中心，成年的女子應該作爲夫家的一個成員，女子“以許嫁爲成人”（《禮記·曲禮》鄭注）^[4]，所以女子的“字”必須在許嫁時題取，女子的姓字上就往往標上了夫家的國名或氏。因此婦女的簡稱，也有以夫家的國名或氏連同姓來稱呼的，又有以丈夫的稱號連同姓來稱呼的。甚至有以丈夫的“字”爲其“字”的，如成姬多母就以其丈夫白多父的“多”爲“字”（《白多父簠》）。這都是夫權的具體體現。只有少數以母家的國名或氏連同姓，作爲女子的簡稱的。《禮記·喪大記》説：“凡復（招魂辭），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所以“婦人稱字”，不以名行，因爲“名”是母家所取，“字”才表示隸屬於夫家的一個成員。《禮記·喪服小記》又説：“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一般學者都根據這點，認爲“姓與伯仲即婦人之字”（夏炘《學禮管釋》卷一《釋婦人稱字》），其實姓與伯仲相配，其中只有伯仲是婦人“字”的簡稱，如同當時男子簡稱伯仲，與氏相配一样。

爲什麽當時男女的“字”都要冠上伯仲等行輩的稱呼呢？因爲取“字”以後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貴族組織的序列，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區分，長幼行輩的排列，關係重大。爲什麽男子的“字”要加上“父”或“子”的稱呼，女子的“字”要加上“母”或“女”的稱呼呢？無非表示已具有男性成員或女性成員的貴族權利和義務。其間，也還有區别男女的性質，《禮記·樂記》所謂“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冠禮”既是由氏族制時期的“成丁禮”轉變而來，“冠禮”取“字”的方式也該是沿襲周族“成丁禮”的習慣的。西周貴族男子取“字”所以稱“父”，女子取“字”所以稱“母”，王國維解釋説：“葢男子之美稱莫過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母，男女既冠笄，有爲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觀堂集林》卷三《女字説》）。王國維因缺乏對社會發展史的認識，這個解釋並不恰當。郭沫若同志解釋説：

知古有亞血族結婚制而行之甚久，則知男字何以均可稱父，女字何以均可稱母之所由來。葢當時之爲兒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稱其父均曰父某，而稱其母均曰母某。周人習之，故男女之自爲名，亦自稱曰某父某母也。周人用此名而不嫌……後世制改則名涉於嫌，故某母之稱絶跡於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我們認爲西周貴族取“字”的習慣，起於父系家長制時期的“成丁禮”，不必與亞血族婚姻有關。“父”與“母”，本來是成年男女的稱呼。西周、春秋時貴族男子舉行“冠禮”後，所戴的冠或稱爲“章甫”，《士冠禮》鄭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其實，“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爲“斧”的初字，就像手執斧形。石斧原是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利器，到父系家長制時期，主要的勞動生産由成年男子擔任，家族在父系權力下組成，石斧便成爲當時成年男子的象徵物品，故借爲成年男子的稱謂。“母”字的結構，是“女”字中有二點“象乳子”（《説文》），用以表示女子的成年，故作爲成年女子的稱謂。周族在舉行“成丁禮”取“字”時，男子稱“父”，女子稱“母”，無非表示已具有成年男女的權利和義務。西周貴族的“冠禮”起源於“成丁禮”，所以還沿用這種取“字”的方式。後來“父”“母”已習慣爲父母親的稱謂，逐漸“名涉於嫌”，所以春秋時“某母”之稱逐漸稀少，“某父”之稱也漸少見，而“子某”的取“字”方式大爲流行。“子”字像人形，也是男子的美稱。

周族在氏族制時期舉行“成丁禮”的習俗，因史料缺乏，無從詳知，但是，我們以易洛魁族舉行“成丁禮”的習俗比較一下，也可推知其大概。

處於氏族制階段的易洛魁族，每人都有兩個名字。初生時由母親取名，經近親同意後，由部落會議公布，這是幼年的名字。到十六歲或十八歲時，通常由酋長來舉行儀式，宣布廢除幼年名字，授予成年名字。青年男子必須在戰鬥中表現出英勇行爲後，才具有取得成年名字的資格。在成年名字授予後，一經部落會議公布，就取得了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酋長的授予成年名字，就意味着氏族授予名字，也標志着授予氏族權利（莫爾根《古代社會》，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82—83頁）。因爲“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連串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該氏族本身才能使用這種名字，因之，氏族個别成員底名字也就指出了他屬於哪一氏族。氏族的權利自然是跟氏族的名字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頁）。

周族人的“名”，相當於易洛魁族的幼年名字；周族人的“字”，相當於易洛魁族的成年名字。上述“伯某父”或“孟某母”的取“字”方式，就是周族所特有的“字”，原來只有這族人才能使用這種“字”的。周族在舉行“成丁禮”時，這種“字”的授予，不僅指出了他屬於周族，同時也表示着氏族權利的授予。到西周時，建立國家組織以後，周族成爲統治的貴族，其父系家長制轉變爲宗法制度，其“成丁禮”隨着變爲“冠禮”，這時這種“字”的授予，就表現爲貴族特權的授予。易洛魁族成員在取得成年名字時，要廢除幼年名字；而周族男性成員在取得“字”時，依然保留幼年的“名”，並使“字”和“名”在字義上有所聯繫，使人們可以由“名”而推想到“字”，由“字”而推想到“名”，《白虎通·姓名》篇所謂：“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至於周族的女性成員則因服從夫權的關係，要在許嫁後舉行“笄禮”取“字”，出嫁後便經常用“字”，不以“名”行了。

西周在滅殷和東征後，推行宗法制度，不斷分封同姓和異姓諸侯，用禮作爲一種統治手段，“冠禮”就由姬姓推行到了異姓貴族，其舉行“冠禮”取“字”的方式也推行到了異姓貴族。前面已舉出很多例子，説明當時列國許多異姓貴族已多採用周族的取“字”方式。我們再以宋國爲例，許多貴族都已改變了殷人的習慣，改從周的取“字”方式，如戴公一系，有樂甫（字）術（名）、石甫願繹、夷父傾、碩甫澤、季甫、夷甫須、好父説、華父督等；孔子的祖先，有弗父（字）何（名）、宋父周、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祁父、防叔、伯夏、叔梁（字）紇（名）等（以上據雷學淇輯校《世本》）。連孔子本人，字仲尼父，也不例外，真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當時異姓貴族改從周的取“字”方式，無非表示服從周天子的統轄，接受了“周禮”，參加到以周天子爲首的貴族統治集團中，與姬姓貴族一樣取得了貴族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