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虽自古号称以农业立国，而于工商则三代未尝卑弃。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苟卿之时。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战国之末，最斥綦组刻画末技游食之民，偏于工；西汉之初，最斥富商大贾，则渐偏于商矣。（此比较轻重言，非谓战国之末不非商，汉初不非工也。）
《虞书》曰：“懋迁有无化居。”《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比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史记·货殖列传》引）由此知唐虞以至三代，无抑商之事。
至春秋，卫文中兴，史记其政曰：“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左传》闵二年）晋文修霸，始入国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读为生）”。且使“工商食官”以倡之。（《晋语》四）周内史过之言曰：“庶人工商，各守其业。”（《国语·周语上》）随会之论楚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十二年）则春秋时对于工商亦甚重视。《论语》载子贡货殖，孔子责以“赐不受命”。但孔子之意，不在排抵商业，而在提倡道术，恶其不专力道术而货殖分勤也。故樊迟请学稼，孔子亦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不能谓其弃农也。
战国中世以前，孟子言王政，亦曰：“商旅皆欲出于王之涂。”无贱商之论。不惟孟子，《墨子》《国策》，举无贱商之论也。《庄子·德充符》曰：“不货，恶用商？”言不用货物，何须通商？非以商业为贱也。惟商鞅相秦孝公，僻在西陲，首为富国强兵之策[1]，重农战，抑商贾。但《史记·商君列传》言：“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其政则确为商君之政，“本”“末”二字则史公追叙之言，非商鞅已谓农为本，谓商为末也。史公所引古书，多易以今字，此篇即为引《秦记》，或其他记载商鞅行政之文，曰本曰末，亦当为史公所改。《货殖列传》引计然曰：“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计然之时，绝无卑商之说，当然不能名商曰末，“病末”之末，为史公以今文改易无疑。以彼例此，《商君传》“本”“末”二字，亦应出之史公也。
至荀子始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又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并《富国》篇）又曰：“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君道》篇）则有重农抑工商之说矣。盖此与社会状况、国家政策，有密切之关系。战国自中世以下，侯国并峙，战祸相寻，杀人盈城，死人盈野，因之社会秩序，极感不安。农之为业，利于平定，不利于变乱，因之农失作业，而衣食乏绝。商之为事，则社会愈有变动，愈可居奇操纵，以得厚利。此战国中世以下，重农抑工商之源于社会状况者也。战国久战之后，各国有人寡之患，争思所以徕民。[2]农有地著，安土重迁；商恃行贾，迁徙靡定。此战国中世以下，重农抑工商之源于国家政策者也。但荀子虽有重农抑商之趋势，尚无本农末商之口号。《君道》篇曰：“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天论》篇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成相》篇曰：“务本节用财无极。”《君道》《成相》之言，杨倞无注。《天论》篇杨倞注曰：“本谓农桑。”按《说文·
部》：“
，木下曰本，从木从。
，木上曰末，从木从。”此其本义也。引申之，凡事理之初源皆曰本，其究竟皆曰末；而凡标榜之则尊之为本，抑制之则斥之为末；随人而异，因用为殊，亦綦繁矣。《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礼记·大学》则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即以荀子之言，所指亦不可以一端概也。《臣道》篇曰：“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议兵》篇则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此明有所指而绝不同者也。至未明所指者，《议兵》篇曰：“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哀公》篇曰：“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若此者甚多。《君道》《天论》《成相》所谓本末，未明所指，确定为何，极为困难。杨氏言“本谓农桑”，以后世之说，强加附会，非笃论也。《天论》篇以“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与“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并举。且从反面为言曰：“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曰“养备”，曰“修道”，曰“节用”，曰“动时”，曰“不二”，皆就全体泛论，非专指一事。则所谓“本”，不容独指一实物之农桑，而必为指一切富厚之本源。《成相》篇“务本节用财元极”之上，有“臣下贱，莫游食”二句，则“本”字指守职而不游食。《君道》篇“务本禁末”，难定所指，然亦无法谓其确指农商也。
下逮韩非著书，始有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之明简口号。《诡使》篇曰：“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五蠹》篇曰：“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王先慎《集解》：“《拾补》趋作外。卢文弨云：‘趋旧作人改。’先慎按，张榜本作减，较旧义为近。”）所以谓工商游食之民为末者，冀“名卑以寡”也；则所以谓耕农为本者，冀“名尊以多”也。自韩非始讲明本农末工商之作用，则前者之无此说明矣。《八说》篇曰：“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能为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韩非既明谓耕农为本务，綦组锦绣刻画商工游食之民为末作，则此所谓“本作”，必指耕农，“末事”必指工商。而曰：“今之学者之言也，不知务本作而好末事。”则直至韩非之时，尚有著论以提倡工商者；而重农抑工商之说，不甚炽也。至《吕氏春秋·孝行览》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人疑为本之残文）。……务本莫贵于孝。”谓“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本也”，足证于时已有以“耕耘种植”为本者，而此所谓本，则不指此也。然吕氏又有《上农》之篇，专论重农抑末之理。其言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补，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后稷无书，盖后世为耕农之说者所依托也。）其言本末，似指农与工商，而战国末所以重农抑工商者，亦可以知矣。
韩吕已至战国之末，始倡本农末工商之说，然尚未能披靡一世（韩子谓今之学者为言，不知务本作而好末事，是其证）；其披靡一世，在西汉初年。西汉初年，此说之披靡一世，约分两期，而原因亦遂不一。自高祖以至文景，承战国楚汉久战之后，农民流亡，商贾过盛，故上自君相，下至撰言立论之士，举谋所以提倡农业，压抑商贾。《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文帝纪》：“二年、上曰：‘农、天下之本。’”“十三年、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汉书·食货志上》：“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晁错复说上曰：‘……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统观诸书所言，知汉初高惠文景之世，所以朝野上下，异口同声，以倡农压抑商贾者，以久战之余，民弃本趋末，商贾兼并农人，而社会国家已呈不安之象也。
至武帝好大喜功，四出征讨，财匮不足，用桑弘羊孔仅之徒，兴盐铁平准之策，与民争利，朝廷之上，恶商贾累货积财，不佐国家之急；文学之士，卑县官以天下贸易，骚扰民间，于是殊途同归，皆为抑卑商贾之论。《平准书》言武帝之时：“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又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商贾滋众，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又曰：“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此朝廷之上，所以压抑商贾之故压抑商贾之策也。(www.xing528.com)
《盐铁论·本议》篇文学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又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又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力耕》篇文学曰：“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味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若此者甚多，不必枚举。此在野持论之士，所以卑抑商贾之故也。
高惠文景时，以商贾之兼并农人，而致国家社会有不安之象；武昭时，更益以上恶商贾之不佐国家之急，士庶卑朝廷之以天下为商而示民以利，由是重农卑商之思，深入于一世人人之心，而尊农为本，抑商为末之标语口号，腾播炫耀，如云兴潮涌，而不可遏止；而本末二字，遂若农商之专用代名词者。即当时少数在朝主张盐铁酒榷之聚敛之臣，其对商贾固不十分反对（此辈半由贾竖出身，且躬当盐铁酒榷之吏，自然不便訾商贾），然亦称农曰本，名商为末。《盐铁论》一书，专记昭帝时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辩论盐铁酒榷均输事，御史大夫当时主张盐铁酒榷者也。《本议》篇记大夫之言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力耕》篇曰：“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又曰：“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通有》篇曰：“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复古》篇曰：“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刺权》篇曰：“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相刺》篇曰：‘非商工不得食于利末。”《水旱》篇曰：“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轻重》篇记御史之言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又曰：“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业也。”他尚众，不备引。身为国家之贾官，出为庇商之言论，而亦字商为末，名农为本，其他更不必言矣。故汉初之书，率以本末代农商，例不胜举，姑仍就《史记》《盐铁论》两书述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上农除末。”《平准书》：“先本绌末。”《货殖列传》：“其民益巧诈而事末也。”又：“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又：“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太史公自序》：“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见前者不再列）《盐铁论·力耕》篇曰：“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通有》篇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又曰：“宋卫韩梁好本稼穑。”又曰：“溢利禁则反本。”又曰：“男子去本尚末。”《轻重》篇曰：“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又曰：“利末之事析秋毫。”又曰：“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地广》篇曰：“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又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利议》篇曰：“执事暗于明礼，而喻于利末。”《国病》篇曰：“民朴而归本。”又曰：“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水旱》篇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又曰：“王者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见前者不再列）然则西汉初年本农末商之空气，可以想矣。
自后时过境迁，无汉初商贾之盛、商贾之祸，而此说已形成中国人传统之思想，牢固而不可拔。故直至清末睹欧西之以工商富国强兵，而思所以变法兴实业之前，士夫学子，贱弃商贾，卑夷不一道；偶或道之，必被恶名于天下后世。而本农末商之词，遂至于今用之，其影响于国民经济，国民思想，讵可称量？固不颛颛焉有关于古代之经济史也。
【注释】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2]《商君书·垦令》篇，言商君以许多方法：“徕三晋之民。”虽《商君书》未必可信，然《孟子·梁惠王》篇亦谓梁惠王忧：“寡人之民不加多。”《墨子·节用上》亦谓“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之法，以为如此，则“人有可备也”。足征战国实有人少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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