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统一管理的南店，带给新集子村的繁荣

新集子位于朝阳街道驻地南八里，据《临沂县志》载，村庄于明朝嘉靖年间建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村前石碑上记录，明朝时在此设过集市，村西南一个叫南马趟子的地方就是当年的牲口市。

碑文上记载的新集子村的集市，现在已很难找到踪迹。大集体经济时代，新集子村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叫南店的地方，那地方所有的买卖都是集体统一管理的。后来，政策稍有松动，村里有了流动的货郎摊。货郎挑子的经营也是先公后私，一步一步放开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全面放开。新集子村设立集市是在2002年春天，从那时候开始，“新集子”才名副其实。

南店其实是一个统称，包括饭店、旅店、车马店、代销店等。当时大队统一管理，工作人员大多是大队干部的亲支近派。

占地最广的是旅店，说旅店之前最好还是描述一下整个南店的结构图。整个南店其实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大院，最北面正房是旅店，临公路的一排溜南屋，大约十间，西头六间是饭店，东头四间是代销店。在饭店这一边的最东头留出一间是过道，也就权当进旅店的正门。四合院的西厢房是敞口的一溜大棚，可以停放车马牲口，东厢房处无房屋，建了一个露天的厕所，还有随便放置的砖头瓦块，几棵梧桐树繁茂成长，砖瓦上面长满了青苔。应了自古以来越是正房越失宠的笑谈，正房里的旅馆生意过于一般，最后几乎无人住宿。

旅店自然也有车马店的功能，它们应该是一体的。创办人的初衷肯定是考虑到村子紧靠国道，牛马驴车经行甚多，贩夫走卒也有路过，开个歇脚店不但体现人道主义，而且能够给集体经济添一点彩头。须知，那时候，到西乡枣庄一带拉煤的、拉缸的，到东乡江苏东海一带拉氨水、拉盐卤的都要打此地经过，生意应该是错不了，因为那时交通全部靠人力、牛马力。

正房当中的一溜土坑，扯东到西，也颇为壮观，上面几领草席，几床油渍麻花不辨色彩的棉被，胡乱地摊放在那儿，不待走近，便可看见席上、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老鼠屎，积久的霉味很快会把人顶出屋外。另外，这儿还是当年常见、现在已经绝种的微小生物——虱子的天然繁殖场所。偶尔留宿几个流浪的乞丐，不但挣不到钱，还让饭店倒搭上一块锅饼和一碗烩菜，大集体经济不能饿死人，在村里饿死人那可是给集体经济抹黑啊。当然，偶尔抓到一个汉奸、特务、间谍嫌疑分子，自然也是先关在这里。村里有民兵连，基干民兵会持枪实弹站岗，公社里的公安特派员几时开吉普车押走才算交差，公安特派员三天五天不空闲，那就一直押在这里。据了解，时间最长的一个，是留长发贩卖电子表的上海的“投机倒把”分子，关了半个多月才被押走呢。

做车马牲口棚的西厢房后来在南头夹出一间当油坊，北头依然敞口，却用来炸麻花（馓子）。据说北边三里远石家村的闺女嫁过来当了大队长的儿媳，手艺是从娘家带过来的。于是，车马棚也有了大用场，不久，油锅沸腾炉火旺，冷落的旅店大院里便有了繁荣的景象。位于南屋的六间饭店，东头一间当然是过道，西头一间是独立出来的厨房，厨房东面墙冲着过道这一边开了个窗，南面朝着公路也开了个窗。里面东墙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黑坛子，两个黑瓷碗，一个酒端子直接放在窗台上，一端子酒两毛钱，很好算。另外这个窗口也做传菜口，四间筒子屋里东西放着两竖排长桌，四溜长凳靠着桌子的两边，均已色彩莫辨。屋外公路边是两棵大槐树，枝叶蔽天，树荫几乎可以遮住饭店屋顶的一半。树荫下，几根木桩支起东西向的一溜草棚，棚下一溜石桌，胡乱放着几个石凳，这便是四十年前新集子南店饭店的基本行头。

南店的厨房是重地，闲人免进，炒菜办饭的家什器具也是寥寥。那个年代对菜的要求很低，不像现在动辄四个碟子八个碗的，一般的农村人家基本上是不炒菜的，也就是切上两块咸菜，能有个烤咸鱼就很好了。更别说大葱蘸酱了，那酱也不是一般人能吃上的东西，是要用白面煎饼捂出绿毛晒出来的。那时候没有几家能吃到白面煎饼，恐怕也就过年那两天，吃个三顿两顿。来个亲戚朋友，炒个花生、米豆腐之类的，不会超过四个碟，鸡蛋都得换盐吃，轻易也是吃不上鸡蛋。因此在南店厨房，几乎见不到有食客炒菜吃的情况，即便有两个天寒赶路打两毛钱酒喝的，也是一手捏着碗沿，轻轻地用嘴抿一口，另一只手赶快捂住嘴巴，生怕跑了酒味。下酒菜是没有的，至多向厨房里要几颗盐粒，也就凑合着下酒了。那时这一带农村管饭桌上的菜叫“就菜”，那是不是“将就”的“就”呢？意思是，菜不多，将就着点吧。(www.xing528.com)

厨房中最显眼的是打锅饼的一套家什，尤其是那面案子和压杠。那面案子很大，足有两米见方，放着硕大的面团，足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一坨雪花花的白面团，那时对人的诱惑力非同一般。那根粗大的压杠，是用来压面团的，一头用铁链固定在墙上，人们压住另一头用力呈扇形压面团，用力越大越匀越久，做出的锅饼越筋道好吃。据说这是做锅饼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不单是个气力活，把面压均匀也是有技术含量的。那呈放射状的一条条压印，还真是有学问在里头的，怪不得后来有了和面机，可机器做出的锅饼却远远不如当年的风味。面团压好后，整理成坯，还要在面饼上盖一个圆圆的印。那圆形的木头印戳，直径四五厘米的样子，梅花的图案，不知是哪位高人发明的，又有怎样的含义。

过路的吃客中，很少有到屋子里来，板板正正坐下来吃一顿饭的，即使落座也不用交钱，白开水还是尽喝的，不收费。大多过路人不管五冬六夏，一般是在屋外树荫下的石凳石桌上胡乱吃上一顿自带的饭，那饭自然是自家的地瓜干煎饼就着黑乎乎的咸菜，用自己带的茶缸到屋里的泥罐子里打一茶缸子水，这就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其实不止出门在外，即便在家里，也是吃这些东西，出点苦力，也没有什么优待。后来，村里个别头脑活络的，便开始烧白开水在公路边摆摊做卖水的生意，两分钱一碗，有的还放了点石榴叶或铁玉米叶，改改颜色，还是蛮吸引人的。据说，有不少人家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饭店里只有那四间筒子屋，没有单间雅座。那时候大队干部不兴大吃大喝那一套，也未曾见到有干部到饭店里揩点油水什么的，因此饭店后来的没落应该不是干部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机动车多了，日行千里，东到东海，西到兖州，半天工夫就到了，更不会在新集子这个小小的村落歇脚了。

该说一说那四间屋的商店了。

那时的商店，挂着代销店的牌子，替谁代销呢？公社里的供销社。人家庙小神却大，顶着公家的牌子，那可是杠杠地硬。又是大队干部的儿媳坐柜台，双重的荣耀加身，村中小民何人敢低看一眼？还有更重要一点，那时候买什么都得用票，有钱不行，凭票供应，这一点只能怨当时咱们国家太穷了。谁家都有个三长两短、喜丧往来的事情，可大宗的购物就麻烦了：布票、粮票、油票、肉票……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年就那些，多吃多占也可以，吃完以后喝西北风去。可供销社的人就方便了，能特批！你不见，代销店的人一推自行车上了公路，村人万分谦恭地问一声：哪儿去？那人鼻孔里哼出一句：拨货去。

代销店其实应该叫购销店，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担负着收购老百姓乡间特产的职责，以物换物也是他们的业务。一年夏天，一个孩子下湖割草交到生产队喂牛换工分，在邻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内急解裤，在大便排出的一刹那，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奇迹：一枚绿莹莹的鸭蛋静静地躺在眼前的青草丛里。他欣喜若狂地提起裤子，赶忙拾起那枚从天而降的鸭蛋，飞也似的跑回家里。一家人郑重地围坐在一起，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要确认这枚鸭蛋确实不是下在自己村的地里，二是这枚鸭蛋下一步应如何处理。第一个问题从孩子指天发誓中圆满解决，绝不至于让家里人背损害集体利益利己的黑锅，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用这枚鸭蛋给孩子换上学必需的文具。在两个哥哥的陪同下，一行三人诚惶诚恐来到商店。代销店里那位俊俏的媳妇，用十二分的怀疑接过鸭蛋打量了一番之后，问：“你家里没养鸭子啊？”孩子昂然回答：“在湖里拾的。”她似乎很想听到这个答案，笑嘻嘻地说：“那自然要充公喽。”孩子愤然答曰：“不是在咱庄地里。”俊媳妇售货员肯定知道咱沭河两岸的乡风民俗，于是问道：“哪庄的地？”孩子理直气壮地回答：“伏庄干渠东的棒子地。”她还不死心，又问：“何以为证？”孩子气愤至极，高声答曰：“有我拉的一泡屎，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她的脸明显有点红了，看看孩子的两个哥哥来此助阵，也是来者不善，便掂量着那枚鸭蛋，说：“八分钱。”大哥说：“不是一毛吗？”那女人回答说：“分量不够，是早产，要不怎么会下在地里，要不也到不了叫你们拾便宜哈……”这鸭蛋的八分钱，用一分换了块橡皮，用二分换了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剩下的五分兑换了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