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鼓迁徙，1300年来未至长安

石鼓出土至今已1300余年，其间有过多次迁徙。石鼓在未发现之前，一直散落在陈仓荒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无闻于世。唐初，当人们在陈仓北阪（今石鼓山）发现十枚石鼓之后，消息传开，文人雅士纷纷吟诗作文，拓印赏鉴。渐渐声名鹊起，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朝廷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一任“雨淋日灸野火燎”（韩愈《石鼓歌》），度过了一百二三十年。安史之乱中，唐肃宗于756年在宁夏灵武即位，改元至德，翌年（757）二月十日，平叛进驻凤翔，取“天兴唐室”“凤翔原野”“宝鸡殷鸣”的吉祥之意，析雍县置天兴县，改雍县为凤翔县，十八日又改陈仓县为宝鸡县。因凤翔南原一带，古称三畤原，神祠很多，秦汉数百年间朝廷郊祀隆重而频繁，或许唐肃宗此时想到要借助石鼓的灵气，祈告上苍，将石鼓迁于此地，以挽救唐室危局。但随后战乱的发展，使石鼓又一次被抛弃荒野，无人问津，经受“牧童敲火牛砺角”（韩愈《石鼓歌》）的磨难，后不知何时，至晚也应在元和八年前又被移置于“天兴县南二十里许”即现今凤翔石落务，并被无知的村民毁损一鼓，即为宋代向传师从民间寻访到的“乍原”鼓，这时距安史之乱中的第一次迁徙又过去了五十多年。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韩愈由江陵府掾曹被召回京，任国子监博士，当他看到张生手持的“毫发尽被无差讹”的石鼓文拓本，认识到石鼓文确实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字学、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书法艺术的价值，上书朝廷要求加以保护，可惜他的建议没有被“老于事”的“中朝大官”所采纳，但石鼓当时的所在地“天兴县南二十里”却为李吉甫（758～814）编撰的一部很有影响的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所著录，从而在石鼓的迁徙历程中增加了一处重要的落脚点。

到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郑余庆任凤翔陇右节度使，他深为韩愈的《石鼓歌》感动，始将石鼓由“县南二十里”的石落务迁徙到凤翔孔庙，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石鼓文》说此时已“亡其一”。至此，石鼓自唐初被发现至唐末，已被多次迁徙，但却一直未运至长安。

五代之乱，石鼓“又复散失”。据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记载：“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为了更好地保护石鼓，“外以木櫺护之”（宋代郑樵《石鼓音序》）。

到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经向传师于民间多方搜求，终于使已被凿去上半部分的“乍原”鼓失而复得，鼓遂全。

北宋嘉祐六年（1061），时任凤翔府签判的苏轼在凤翔孔庙见到了十枚石鼓，有感而发作长诗《石鼓歌》一首。北宋大观二年（1108），喜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下令将石鼓自凤翔运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当时蔡京筹建辟雍（即太学），将十枚石鼓置于讲堂，这是石鼓得以置于太学的开端，后来辟雍废止，宣和元年（1119），雅好金石的徽宗皇帝又命人将石鼓搬进皇宫内府，置于保和殿稽古阁内，便于自己赏玩。“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摩拓之患。”并精心配制了座架、围栏等加以保护（宋胡世将《资石绍志录》）。

北宋徽宗靖康末年（1127），金人攻破汴京，得“汴梁奇玩，悉辇至燕京（今北京）。移者初不知此鼓为何物，但见其以金涂字，必贵物也，亦在北徙之列”。搬运途中，石鼓被金兵剔掉涂金，再次被抛弃到荒野中，一百多年无人问津（见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记载）。金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曾下诏将“平辽、宋所得古器”全部销毁，当时十枚石鼓因祸得福，因早已散落荒野，得以逃脱此劫，幸免于难。

元代初年（约1279～1286），燕京开始平定，石鼓又被重新找回，安置在宣抚王楫的私宅，王楫又在旧金代枢密院地复创庙学，“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迁都城北，在城东建立国子学（即孔庙），将南城庙学作为大都路学。元成宗大德末年（1307），虞集任路学教授一职，得十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鼓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置于今国子学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使可观而不可近”。

至此，石鼓结束了一段五百余年的颠沛漂泊。明代仍以元代太学为国子监，是时石鼓仍然在原处。清代存放地点未变，乾隆时还制作新鼓，便人椎拓，所制新鼓也一并安置在北京国子监。

民国初年，据任熹叙述：“用玻璃匣罩石上，外列栅栏以慎保藏。后来国子监为故宫博物馆分院，石犹存原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北京在威胁之下，为了文物安全，石鼓同其他文物一起，在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迁徙。那志良《石鼓的迁徙》一文中，对石鼓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北京南迁到抗战胜利后运回北京的经过，有详细叙述，此处予以详引：(www.xing528.com)

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故宫博物馆与古物陈列所等机关的文物，奉令南迁，颐和园所存的文物与国子监的石鼓，也随着南运。在当时主持装运石鼓的人（指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认为石鼓经多年侵蚀，敲起来已微微有“蓬、蓬”之声，显然是石皮与石骨已经分离了，恐怕再有剥落。所以在制箱的时候，先用纸把有字的部位糊起来，然后用麻绳缠紧，再用厚棉被包裹，每一个石鼓，装入一个大木箱里用稻草、棉花塞紧。这样谨慎护持，可以算得上保护文物的责任了。

石鼓南运，由北平前门外西车站装入火车，经平汉路运到郑州以后，转陇海路到徐州，再转津浦路到浦口。到浦口后，改装轮船，顺江而下运到上海，存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一个仓库里。一直到二十五年冬，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房落成，也就随同其他文物，由沪运京，这一次是由京沪铁路载运的。

抗战军兴，故宫博物院文物，奉令抢运离京。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南京非常紧急，故宫博物院院长特别下了手令，无论如何困难石鼓必须运出，在敌机不时来袭的紧张局势之下，经负责抢运人员之努力，把十个石鼓装上火车，随同其他文物合计7000多箱，随着南迁的路线向北走，到了徐州，仍是转陇海铁路西行，到郑州后就不再北运，一直运到陕西省宝鸡县。

文物抢运离京，是由水陆两路同时进行的，水路方面，目的地是汉口，那时故宫博物院在汉口已然设了临时办事处。运到汉口，自然有所安排。陆路方面，目的地是陕西西安，事前来不及派人先去接洽地址，幸亏得到委员长西安行营的协助，经一度洽商，就把所有文物运到宝鸡，并且派员协同办理。

民国二十六年，宝鸡是一个极小的城，可以暂时存放文物的地方，也只有城里的关帝庙与城隍庙，由西安行营饬令原驻两地的军火器材库与公路局工务段迁让出去，才把文物安顿在这里。石鼓便放在城隍庙里。在宝鸡，原来计划不再迁徙，西安行营并为文物的安全，在县城附近开凿了十几个山洞，预备必要时，可把文物搬进去。可时局的变化，宝鸡也不见得安全，又经西安行营的协助，征雇汽车，由宝鸡再转运到汉中，石鼓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运到汉中，存在汉中城里的文庙。

石鼓在汉中不久，因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奉令迁运成都，石鼓也就装上汽车，循川陕公路入川，在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全部到达成都，存放在东门里的大慈寺。川陕路这一段的运输，因为车辆汽油缺乏，7000多箱文物的运输，自然是一件难事，文物还没有全部运到成都，成都已然有了警报，于是筹备迁运峨眉。

成都将被轰炸的危险，一天紧似一天，存在成都的文物，奉令限期迁离，当时的计算，由成都直接运到峨眉，在限期之内，便决定先运彭山然后再转运峨眉，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个石鼓，全部储存在峨眉东门外的大佛寺。

石鼓在峨眉，除在民国三十一年十月间，为疏散关系，由东门大佛寺搬到西门外的武庙以外，未离开峨眉，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故宫文物奉令复原。这次复原，是分两段运输的：第一段是峨眉到重庆，用汽车运载，经乐山、荣县、内江、循成渝公路，运到重庆，放在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是资源委员会的地址。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石鼓全部运达。第二段，所有存川文物16000余箱，都是由重庆装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接运京，石鼓非常笨重，在重庆码头上起卸不便，为了慎重，特别租了汽车十辆，打算循川湘公路及京赣公路，经过沅陵、长沙、南昌等地，直接运京，可是这一条长沙到协昌（南昌）公路正在修垫，极难通行。南昌到南京道路被水冲毁，根本不通，汽车勉强开到南昌，只得改运九江，向招商局接洽转运，在九江候船月余续由执信轮接运到京，仍然运回朝天宫库房储存。到京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石鼓离京，近十年。

石鼓从1933年辗转南迁，至1947年再运回南京期间经历近十五年的艰难岁月。后运回北京，1958年开箱，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