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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及其重要影响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阶段是天津史研究迅速发展阶段。研究天津史的学术团体,除了原有的历史学会外,还有党史学会、建筑史研究会和一度出现的天津史研究会,在日本也建立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并且举办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天津的迅速发展和滨海新区的崛起,使得天津在全球和全国地位得以提升,也带动了天津史研究的开展。

天津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及其重要影响

根据我国的发展进程、历史学界的研究脉络和新近建立的天津史研究论著数据库,可以将天津史研究的60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的30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世纪末,第三阶段是21世纪至今。以上三个阶段,各自有其时代特征和研究特点。

第一阶段,专业从事天津史研究的队伍开始形成,如天津历史研究所(天津史编纂室)、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师院史地系,以及以三亲资料见长的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历史教学》、《北国春秋》、《天津历史资料》、全国政协与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另外,一些具有典型性事件和人物的论文资料在全国性学术期刊上也有出现,如《近代史资料》等。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天津解放至1978年在报纸、杂志和资料上发表的文章282篇,其中报纸51篇、论文132篇、资料99篇,而出版的学术专著很少,仅有些资料选编问世。[1]

从研究内容看,突出阶级斗争史,以中共党史、革命史、工人运动为主,开始有一些资料汇编和介绍性的著作出版,因为一度经济困难,还有一些油印的资料选编。此时天津本地和外地的学者也注意到天津发展中的特色事件和人物,如义和团、三条石工人、北洋军阀、天津解放等,采取调查、访问等各种方式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也曾经对天津城市的形成、经济中心地位、建筑和水患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认为,在政治环境影响和“左”倾思潮的干扰下,数量有限且相对较为集中的研究人员,除了应付形势和大局需要外,对一些有特色和典型性的事件、人物等给予了一定的关照,潜心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并开始进入研究阶段,有些研究成果和观点至今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当时搜集整理的资料更是十分难得,很多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天津史研究迅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首先,研究人员摆脱了思想禁锢,迸发出勤奋刻苦研究的激情,对以往的研究开始重新反思,并且通过不断开放的局面放眼世界,如饥似渴地吸纳国外境外的研究理论方法,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其次,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建设重心,就需要了解天津的历史和天津经济中心的形成,天津的发展规划也需要找准城市的性质、性格和特色,对天津有比较准确科学定位,以便确定天津的发展战略,这些都需要历史研究给予一定的理论支撑。最后,修志的带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各区县和行业都在统一的指导下开始编修新的志书,其参与者既熟知本行业务,又熟悉历史发展,并且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翻阅了本行业的厂史等,是较大规模的专业研究力量。因此,该阶段的研究人员,除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起来的前述专业研究机构人员外,新设置了党史研究室和地方史志办公室,还有相当数量的修志治史的专业人员,以及随着社会和文化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批热衷于文史的学者;国外和境外的学者从历史事件、人物和天津发展特色等角度开始关注天津史。

研究天津史的学术团体,除了原有的历史学会外,还有党史学会、建筑史研究会和一度出现的天津史研究会,在日本也建立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并且举办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如沿海经济史、义和团、周学熙、天津商会、城市史等,在天津史研究中,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后,开始吸纳与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从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区域史、文化史等学科出发,在理论方法上多有新的斩获,为天津史研究增加了活力;研究的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既有对教案、义和团等反侵略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爱国运动的延续,也有对城市发展、商会、商人社会等研究领域的新开拓;既有通史性质的天津史话、天津简史、天津古代史、天津近代史、近代天津城市史等,也有如经济史话、金融史等专业史和区县志、城镇志、行业志,以及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既有学术和普及性的著作出版,也有大事记、目录、索引等工具;既有珍贵资料的再版和外文资料的翻译,也有挖掘档案形成的专题资料汇编,以及《天津历史资料》、《天津史研究》、《天津工商史料丛刊》、《天津宗教资料选辑》和各行业修志汇集的卫生史料、出版史料、新闻史料、文化史料、公安史资料等。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各区县的文史资料,以具有口述史性质的“三亲”史料见长,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内幕和细节,成为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案头必备之书。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后7年间在报纸、杂志和资料上发表的文章总数为1050篇,其中一半是档案资料的整理,论文仅262篇,占26%;1986年后的6年间发表数量有所增加,总数为1786篇,其中资料占一半以上,论文占21.3%;1993年后6年间共计近1800篇,其资料的比例下降,占36%,论文占21.2%。[2]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汇编和学术专著问世,显示出研究者对资料的极端重视,体现了对一些天津发展基本问题的积淀和深厚功力。

通过以上论著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特点:重视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编辑出版,曾经出版了袁世凯、租界、商会、北洋军阀的档案资料汇编,对一些如天津教案、义和团、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观点和结论;新领域的研究起步,并有一些成果出版。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后,是天津史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天津的迅速发展和滨海新区的崛起,使得天津在全球和全国地位得以提升,也带动了天津史研究的开展。该阶段有专题研究和普及性著作、专题资料汇编与译著出版,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7年7年间在报纸、杂志和资料上发表的文章总数2031篇,资料占36%,论文占24%,与各时期相比,近7年发表文章的数量最多,而且论文的比重略有上升。[3]

总结以上论著,该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愈来愈多学者开始关注天津的历史,关注天津发展模式在全国的代表性,进而有一批文史学者、外国和外地学者和大学的教师、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天津史,队伍组成呈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天津史这个大的宽泛范畴下,无论是国内外,还是不同地区和研究领域之间的学者交流与沟通呈现出常规化,推动着研究理论方法的融合,有助于形成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另外,“天津城市·空间·人”和“纪念天津设卫筑城600年”等学术会议,以及在天津召开的华北城市近代化、华北地区社会、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近代交通社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皆集中了诸多研究天津史的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众多有关天津的论文,体现出天津史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

(二)借助天津设卫建城600年和《天津通史》的启动,形成了研究天津史的高潮,也引领着档案资料挖掘的扩大和研究内容领域的深入。无论是纪念天津设卫筑城600年和动员各方力量编写《天津通史》,还是出版丛书、档案资料汇编、照片图片集和举行学术研讨会,都得到了政府、各级机构和企业等各方面的财力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各出版社组织的纪念性丛书和天津通史正在组织的专题研究、档案资料汇编、外文资料汇编、外文选译等四套丛书,不仅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引起了研究者和文史学者的极大兴趣,而且也普及了天津发展的历史知识,提升了民众文化品位和文化素质。

(三)借助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开拓性研究。很多研究者开始试图运用区域地理后现代主义、后发理论、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学等国际上流行的理论方法等,从空间、法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天津的城市管理、社会团体和慈善等社会控制在机制、法制、实施措施等方面的转变。尤其是一些国外的学者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合角度论述天津的转型,从政府、社会关系网络等角度研究天津的金融机构,从公共卫生这一现代性的概念探讨天津在卫生防疫、诊治疾病的现代转型,运用大量的国内外档案资料研究天津的盐商、中外企业的竞争,以及关注中产阶层的空间与生活等,均对天津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四)研究的选题和内容更为深入,关注点呈多元化。除了以往的企业、金融、人物、党史、群体运动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外,对一些原来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如漕运与长芦盐、城市的空间构成与功能、公共设施与民众生活、租界与侨民、天津与腹地、慈善与救济、卫生与防疫、性别与婚姻民俗与风尚、新闻传播、历史建筑测绘与保护等,都开始有一定的研究,并有论著问世,且有的研究开始尝试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五)注重天津史的普及,适应了文化发展的需要。在2004年纪念天津设卫筑城600年前后,各出版社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丛书,有的以引领近代文明为题,描述了近代天津的特征;有的着眼于挖掘天津城市发展的细节和历史记忆;有的以图片、绘画为着力点介绍天津的历史和现实;有的突出名居、民俗、风貌建筑、杂技基督教教堂、老戏园等;甚至有的出版物专门以明信片等邮品、老照片素材。这些都起到相当的轰动效应,也引起读者对天津的兴趣,有助于引导读者更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天津。以后,每年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普及性著作问世,天津的新闻媒体也将此作为开发的热点推出一系列节目。这些表明,从普及历史知识和弘扬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天津史,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天津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者的义务和职责。

(六)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渐入佳境。21世纪以后,研究者愈发注重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力图从新的角度和方法挖掘梳理资料,逐渐弥补天津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资料不完整不系统等缺陷。天津通史编委会有计划地组织档案和研究人员到英、法、俄、日以及中国台湾搜集档案资料,以填补租界研究中的空白;已经出版城市历史地图、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重大自然灾害实录、土地契证和房地契约调判选编、《醒俗画报》精选、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津海关年报、卞白眉日记、新军旧影、水西庄诗集,以及城市化进程实录、益世报摘编等资料,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弥补了天津史研究在资料上的缺失,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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