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历史研究与成长

自从1962年年底来到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我并没有研究天津历史的准备。到了“文革”后期历史所恢复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地方史研究室，由潘强同志负责，潘强同志曾任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对历史是熟习的。后来潘强同志调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地方史研究室的工作开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编写一部“天津史”，本是左建同志在上海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时，与上海历史所约定的一个不成文的项目。后来，上海史的编撰工作由已故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唐振常同志（四川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大公报》记者，思想开阔，文笔极佳，与吴廷璆先生是老相识）主持，于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史”的编撰则一直没有落实，只是在1964年以“田红石”的名义编写过一个一两万字的资料，名为“天津简况”。20世纪80年代初，左建同志委托当时的资料室主任关立信参加编写，而且有过一个很不完整的初稿，后来关立信身体不好，这项工作遂拖曳下来。

大概是1984年秋季前后的一天，左建同志拿着一份零零散散的有关天津史的稿子到我家中，特别希望我能参加这项工作。左建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后二十多年的老领导，为人规矩老实，对属下态度诚恳，何况亲临斗室，这么大的面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够驳的；参加工作以来，我也接触了不少关于天津史方面的资料，接受这样的任务不能算是难度很大；再说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几十年来还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历史书。也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天津历史的研究。此后，我们讨论了几次提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初稿完成后几经讨论，最后又完成了前言与后记的写作，并定名为《天津简史》。不慎的是，征求意见稿在发放后被人抄袭，此事在当时几近公开，可惜当时《著作权法》尚未发布，致使我们的著作权蒙受了很大损失。1987年《天津简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体例整齐，内容新颖，特别注意了城市的社会与生活，填补了学科空白，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在1989年的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专著类一等奖，并一度被南开大学历史系选定为地方史教材。

就在1987年的初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选定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座城市作为典型，把这四个城市的近代成长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因为这四个城市在中国版图的地理坐标上一南、一北、一中、一西，两个沿海，两个沿江，犹如一个横卧的“T”字，其开放进程和发展经历，恰恰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化过程的轨迹，也代表了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演进轨迹。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安排下，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和编纂任务。不过，那时候的想法非常简单，因为刚刚完成了《天津简史》的编写，各方面对这部书的反映也还不错，错误地以为天津是国内外有名的大城市，只要写清楚了近代天津的历史，就能顺理成章地完成《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编纂任务。偏见往往出于无知。及至我们着手进行研究的准备工作时，才发现“城市史”乃是一门有别于一般地方史研究的独立学科。众所周知，中国人做学问，讲究追本溯源，西方的城市史号称发达，却很难找到一份专门介绍城市史研究发展历程的专论或专著。我曾问过一些老于此道的外国学者：“城市史研究是否派生于城市社会学？”他们大都回答说：“可以这样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有点茫然无措，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再加上中国的史学传统历来就是门庭广大，于是我们赶紧学习和进修中外各家社会学的名著，与研究城市史的诸位先进举行座谈。与此同时，还联合了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共同推出《城市史研究》辑刊，作为介绍城市史理论和发表城市史研究成果的阵地，至今已经坚持了十余年。

在研究天津城市成长的过程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天津作为一个在传统时期城市系统中层序不高的近畿府县之城，能在开埠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贸易工商业城市，必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我仔细考察了世界城市的发展情形，就城市的起源来说，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计划建造的城市。这类城市均系依照统治者的需要，有计划地建成。其建筑特点是能够展示统治者的权威，具有防御功能，而且便于治理。这类城市城垣高大，外掘沟堑，以保持其封闭性，也正因此而缺乏了自然活力，在城市史上被称为有城垣的城市。

另一类是自然发展的城市。这类城市多因贸易或生产的需要发展而成，城址接近河流或交通孔道，地势平坦，运输方便，城市中心为贸易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市区沿河一侧或两侧作辐射状延伸，市区平面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壕墙、城界，是开放型的。这类城市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历史上被称为无城垣的城市。(www.xing528.com)

假如用这两种模式考察天津城市的成长，我发现，天津更接近于后一种类型。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由于15世纪初明王朝的设卫筑城，天津因而得名，天津城市也从此开始形成。其实这是把城垣的修筑与城市的形成等同起来了。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多种职能的城市，至迟在14世纪的元代即已形成。卫城的修筑等非经济因素固然对天津城市的成长带来了影响，但天津城市的成长始终没有受到城垣的制约。规划专家认为，明代修筑卫城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天津作为经济城市的特点，采取了“局部封闭，总体敞开”的原则，因此天津城市中心总是沿着以（老）三岔河附近经济最活跃的南运河南岸和海河西岸延伸。开埠前如此，开埠后依然如此。天津能在近代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旧城市蕴涵的经济火花，引燃了新城市的经济之火。尽管从明代开始，天津一直佩戴着城垣的“项链”，实际上却是一座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这一观点直到今天，在学术上仍然保持着它的前沿性。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1993年《近代天津城市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其他三部城市史相比较，不分伯仲，在天津乃至全国的学术界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部书在2004年的天津设卫筑城600周年纪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是出版社的本版书，当年只印了1200册，至今此书已很难觅得，但需求者仍是络绎而至，纷纷要求重版。

1993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百年风云”丛书，作为“五个一工程”项目，责编邀为协助策划，这套丛书共分三册，即“百年风云”、“沽上春秋”和“中华英魂”，其中“沽上春秋”主要是由我编写的。这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把近百年的天津历史分为四大板块，易学易记，具有一定的可读性。1994年，这套丛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天津市在这一年，又夺得了“五个一”的“满堂红”。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函，约我为该院重点项目和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百年中国史话”丛书撰写一本《天津史话》。这部丛书由曾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同志主编，共有90个选题，虽然“不可能囊括一切，但尽可能注意到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地、立体地反映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间，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历史”。“丛书”对作者的基本要求是，既注意采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要融入自己的见解，并由王忍之同志为“丛书”作总序。由于写作的要求和目的非常明确，所以寄去的编写纲目很快被审定通过，只是书稿完成后拖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00年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分量不大，但最大的特点是按照“第三只眼睛”的期待来撰写的，对天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比较充分和客观、并能得到“外地人”认可的准确评价。2002年天津博物馆新馆址落成，准备筹办“中华百年看天津”的长期固定展览，展览大纲多次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讨论和修改，我在会上“毛遂自荐”，把这本《天津史话》送给了筹展的同志，供他们在布展时参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本小册子是由“第三只眼睛”审订的，对于这个展览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何给天津文化一个价值判断，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1997年，当代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先生准备编写一部《黄河文化史》，其中“近代天津文化的崛起”部分有幸由我承担。因受字数限制，在撰写过程中，我只能把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天津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二是近代天津文化的主要特点。在这份书稿中，我把近代天津文化的特点归结为：先进性、兼容性、通俗性和移民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基于我对天津文化的长年研究和研究中体会的所得。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其中的先进性和兼容性观点，现在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于《黄河文化史》有全国多位学者参与，往返组稿、校对耗费时日，这部书直到2001年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8年由老出版家朱新民任总主编的“新世纪干部书库”开始策划，这部“书库”分为十大系列，其中的“历史知识序列”委我为主编，其中包括：《中华五千年》、《世界五千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长河中的20世纪》、《三大宗教的起源和传播》、《中国古代盛世录》、《近世中华国耻录》、《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中国古籍举要》以及《五十年巨变》等十种，除《近世中华国耻录》由我承担外，其余各个专题均邀研究有素的名家如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侯建新教授等撰写。待到这十本书统审完毕，交付总主编，我即荣归斗室，翌年7月，由法律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4年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周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丛书，我承担了其中的一本《天津的名门世家》，写作这本书的难度较大，首先是“名门世家”的界定，其次是资料、特别是家乘资料的缺乏，第三是涉及到人物的臧否，此书虽然顺利出版，销售也还不错，据网上介绍，还被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图书馆特别收藏。但就今天看来仍有一些地方不能尽如人意。最近，市政协转来梅贻琦先生之侄梅祖武先生自北京的来函，订正了行文有关梅贻琦、梅贻琳、梅贻宝、梅祖彦诸先生以及韩咏华女士不甚准确的地方，卞慧新先生亦以九三高龄来函，对范蘩的家世情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现在手边亦陆续积累了一些相关资料，他日若能有机会再版，必当认真补充、修订。

关于《引领近代文明　百年中国看天津》一书的出版，也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是书源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约稿，在张俊芳副市长一次关于天津文化的调研会上，我汇报了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书。在座的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肖怀远同志听后予以鼓励，并应我之请，表示愿在百忙之中抽暇审阅并赐序。因为领导的这种厚赉，足以为本书增辉，所以出版社得到这一消息之后亦是非常高兴。这本书的写作宗旨，是为了普及“百年中国看天津”这样一个愈来愈为大家所认同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天津简史。书中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百年中国的历史要看天津？所以这本书遴选了八十多个题目，后附“大事纪年”，从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上分析了天津与北京，天津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地缘文化渊源；论述了一百多年来，由近代先进文明打造的天津城市这个特殊平台，如何托起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如何承载了一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如何彰显了一种中西荟萃、南北交融的文化，甚至代表了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世界脉动。为此，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写作方法上，撷取的都是发生在天津而又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的人和事，所以每个题目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可读性；同时，书中选配了二百余幅随文插图，以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记忆和理解。此书面世后反映颇佳，现正根据各方面的评议，继续收集典型资料，不断丰富内容，准备进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