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廟堂与山林文章的双向推进

陸游作爲南宋重要的文學家，他對文章進行粗略的分類：廟堂文章與娱憂舒悲之作，並概述了每類文章的特點、適用空間，以及産生兩種文章的不同才情等。兩大類文章，只是一個極其模糊的劃分。比如陸游在《陳長翁集序》中，將“詔令”“詩騷”對舉，分别作爲廟堂、山林之作的代表性文體。在《周益公文集序》中，列舉了廟堂文章中的六種：册、命、謨、議、詔、牒。可以説，陸游依據功用、空間對文章的類分，是簡單的籠統的。處於中間地帶的文體，究竟屬於廟堂文章還是娱憂舒悲之作，比如應制詩雖是詩，但其適用空間更契合於廟堂；寫給皇帝或執政大臣的書，與寫給親友的書，在適用空間、措辭上也不同。這些具體的區分，陸游並未考慮。

從《渭南文集》編纂體例來看，陸游創作過的文體達二十多種，依次是：表箋、劄子、狀、啟、書、序、碑、記、銘、贊、記事、傳、青詞、疏、祝文、勸農文、雜書、跋、墓誌銘、祭文，等等，而這一編纂次第乃陸游生前所定。據陸子遹跋：“唯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别爲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鋟梓溧陽學宫，以廣其傳。”陸游所定篇次，表箋、劄子、狀、啟皆屬廟堂文章，而書就不大容易界定，如《答王樵秀才書》屬監試官與應考者的往來問答，但並非廟堂文章之範疇；序以下的碑、記、銘、贊等，也談不上廟堂之作。如果真要對應陸游所説的廟堂、山林文章的話，《劍南詩稿》應屬“流落不偶者，娱憂紓憤，發爲詩騷”類者。

在陸游之前，已有人注意到朝堂與山林的問題，比如鄒浩曾説：“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氣？即純古之氣也。達於命者，不以得失爲休戚。”“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奸爲善。大抵有山林氣即佳，寧使人道村，不可使道奸。鄒浩身處北宋末黨爭的激烈環境中，邪、正對立，故倡導帶有山林氣，讓士人在道德、文章、學術方面保持勁直高遠的氣象。

陸游有關廟堂文章與娱憂舒悲之作的論述，在他的時代不乏聲氣相通者，他們雖不像陸游那樣執着於文章觀念的反復闡發，但他們也意識到廟堂内外文章的差異。既然每種文體都有獨特的體制、特點，要想兼擅衆體，就很困難。楊萬里就從難兼衆體的角度，來説明范成大的詩文成就，云：“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離於古雅之風。箋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在這段文字中，“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指出擅長廟堂文章者，拙於寫作蕭散雋永的山林之作。限於作品的主旨，楊萬里並未對“臺閣”“山林”進行深度區分，只是點到爲止。楊萬里《初夏日出且雨》詩説：“笑憶唐人句，無晴還有晴。斜陽白鷗影，疏雨子規聲。臺閣非吾事，溪山且此生。詩成何用好，詩好却難成。也將臺閣與溪山對舉，代指入仕與不仕，也借此表明人生志向。在楊萬里這裏，“臺閣體”“山林味”雖有代指文類的意圖，可與陸游將此作爲文章分類標準相呼應；但他並不像陸游那樣樂此不疲。

不獨陸游、楊萬里，朱熹也注意到廟堂文章與娱憂舒悲之作有别，不過，他使用的是“自作文”，即自我表露心跡，相當於陸游所説的“娱憂舒悲”。《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www.xing528.com)

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

陸游有自覺的文章觀，但他終究不是文論家，没有確立周全的文學分類方式、建構精密的文章學體系。南宋的文體觀念已非常成熟，體中再分類的意識已很明確，比如楊囦道總結的宋四六簡史，説：“皇朝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於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大體制誥箋表貴乎謹嚴，啟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非名世大手筆未易兼之。雖詩亦然，荆公留意唐詩，山谷乃自成一家，爲江西派。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辨之者。在這段文字中，在論述宋朝四六小史時，既從代表人物上分爲兩派，又從體制上分爲兩大類。體中再分類或派，説明南宋人的文體觀念更爲細密、嚴整。如以此衡量陸游上述諸論斷，會發現陸游失之於籠統而簡略。但陸游的諸般倡導，意在推動文章的雙向發展，即廟堂文章與娱憂舒悲之作不可偏廢，都應朝各自的方向良性發展。不可否認，他將廟堂辭章視作文士的終極價值所在，有意將其價值抬高到娱憂舒悲文章之上，體現他的人生理想：爲政上當治平天下，爲文當“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陸游的視界中，得志者少而失志者多，流落不遇者所作的山林之作蔚爲大觀。基於這樣的現實，他反復重申文章二分法，標舉廟堂文章的價值，希望多出現德、位、文俱隆的宋型士大夫，更希冀野有遺賢的現實能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