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晋国叔向曾说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作《九刑》[1202]，这类刑法典籍今皆不传，是否属实，皆在疑信之间。传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1203]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1204]这些虽是后人的追述，却似当时已有法律条文。《尚书·康诰》乃周公封康叔时之训令，说到“文王作罚”，则西周刑律之雏形，起于文王，可能有些事实根据。尤其在周公平管、蔡、武庚，东征胜利之后，西周王朝所最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安定下来，才能巩固其经过多年斗争、来之不易的全国统治权。周初制定刑法的原则，对商遗民采取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周公反复告诫康叔要“明德慎罚”，就是说施刑罚一定要慎重。对一个罪犯，首先要查明其是出于好乱成性，故意犯法，还是偶然初犯。倘若是故意犯罪，罪虽小必杀；如果不是故意犯罪，而系偶尔过误，犯后自首，痛悔其罪，则罪虽重必宥[1205]。周公对惩治罪犯，已知审查其动机，这样区别对待，才能使臣民悦服，互相劝勉而不犯上作乱。这样对犯人区别对待，还见于《尚书·酒诰》，规定凡群聚酗酒，一律处死刑，可是对商遗臣、百工，因为已有长期酗酒的习惯，一时不易遽改，则放宽些，实行“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对他们不施杀刑，而是进行教育，以观后效。这充分显示其“慎罚”之意。
周初的刑法表现在当时的伦理观念上，就是对孝悌的重视，认为凡是子不孝其父，大伤父心，父不爱其子而疾恶其子，父子相夷；弟不敬其兄，兄不友其弟，兄弟相仇，这些行为都是“元恶大憝”，主张应按照文王所制定的刑法严加处罚，决不宽恕[1206]。这种血缘的伦理关系，实属于宗法制的范畴，正是西周王朝统治者用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工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用刑法强化这种伦理的宗法制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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