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江陵府曲江楼记》的关系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遯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始入仕为官，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焕章阁侍制、侍讲。其一生其著作丰富，《程氏遗书》《四书集注》等共同构建了他的理学体系。

图7-4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
书影（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

朱熹与荆州之缘，要从宋代理学家张栻说起。朱熹与理学家张栻因理学而交善。陈亮评价：“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45]。《宋史》亦将朱熹、张栻并列于道学之中，并称为“朱张”。张栻与朱熹交好，还因两人的师承关系一衣带水，张栻继承了程颢之学，而朱熹则继承了程颐之学。朱熹评张栻，“其学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盖未尝一日以是而自足也”[46]。

淳熙五年（1178年），张栻至荆州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知府。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时任尚书右丞相的张九龄，受李林甫陷害，被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于荆州任时，常登“郡城南楼”，不过南楼到唐末毁圯。宋高宗时期，高宗任用秦桧，主和而不主战，错杀一代忠臣岳飞，金人铁骑南下，给宋朝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张栻有感于张九龄登南楼事，两人际遇又如此相似，故于淳熙六年（1179年）重建城楼以纪念之。因张九龄为曲江人，并以楼名为曲江。据考证曲江楼的位置在荆州城东南，也即明清时期“三管笔”所在地[47]。张栻重修曲江楼后，并致信朱熹请代为作记。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作《江陵府曲江楼记》。(www.xing528.com)

朱熹一生并未到过荆州，不过却神往之。他在记中说，“读敬夫之书，而知兹楼之胜，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览观形制”[48]。在曲江楼记中，他写张栻与客同游曲江楼，“大江重湖萦纡渺弥，一日千里”[49]，并以张栻在此登楼，又有伤时感事、隐忧国家之感，而颇感悲伤。朱熹不能往荆州与张栻同游，又感时事之纷乱，对他自己而言，已年近半百，而国家存亡更是堪忧，“疾病侵陵，求去不获”[50]，对张栻之于国家之情亦感同身受。他又有感于唐代张九龄受贬之事，“唐之治乱所以分者，顾亦何预于后之人？而读其书者，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51]，进而引发对唐代盛衰的感叹，实则是以古而喻今，以张栻比张九龄，以大宋比大唐者。

在文章内容上，若以记为题，则当必写山川风水之胜景，以登楼观景之后来者观之。但朱熹之楼记，并非如此，正如其自言“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52]，他并没到荆州，也没登过曲江楼，也没有办法写出荆州的胜景。其所据仅为张栻书信中对此楼的描绘。朱熹的楼记之中，说理多于写景，融情于理之中，在其中赋予了深深的忧友、忧国之情，是宋代不可多得的佳作。

朱嘉《江陵府曲江楼记》承载了不同时代忠臣的忧国情怀，这种情怀共同寄托于荆州的曲江楼。不仅表现了朱熹与张栻一生为国的内心交感，也表达了朱熹、张栻与张九龄之忧超越时空的忧国忧民情感的共鸣。不仅如此，朱熹的楼记也成为宋代荆州历史文化重要的篇章。至清光绪时期，仍为荆州地方所看重，是荆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