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争夺尊贵特权

任何一场改革都要依托某一政治势力，还会使改革前享有特权的旧的政治势力丧失原有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不排除在原有政治格局获得巨大利益的那一股政治势力的影响，改革便不可能进行。孝文帝试图推行文治，改变祖宗旧制，必须极力否定鲜卑贵族的政治特权，为改革创造条件。

北魏的前身是以鲜卑拓跋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北魏建立后，部落联盟体制瓦解，昔日各部落的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北魏的贵族，他们享有世袭担任同一官职及统领军队的特权，还世袭性地拥有王、公、侯、伯等标明贵族身份的爵位，这与秦汉以后汉族政权官员由行政机构选拔任命、据政绩升迁贬黜大不一样。而且汉代以后，非皇帝叔伯兄弟或子孙不得拥有“王”这一爵号，皇室之外的“异姓”被封为王，往往是政权将易姓换主的先兆，北魏异姓亦可以封王，本身也悖于传统。

鲜卑贵族的特权还表现在皇帝即位时的仪式上。孝文帝及其以前数代皇帝即位，都在平城西郊进行，在贵族中选择七个人代表部落联盟时代的七个核心部落，在他们身上蒙上一块黑色的毡毯，新皇帝站在毡毯上面向西方拜天，其皇位才算合法。这实际上是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共同推举联盟首领仪式的遗存，皇帝仍表现为贵族们认可的首领，不具有秦汉以来汉族传统政权中皇帝那种唯我独尊的权力。因此，鲜卑贵族在朝政及礼仪中享有发言权而不论他的官职大小如何政府各部门在他们的特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冯氏执政时，通过重用宦官、恩幸使鲜卑贵族受到压制，汉族文人也大量进入中央各个机构担任长官，但并没有从制度上取消鲜卑贵族的特权，而汉族文人官吏也未能形成足以与鲜卑贵族抗衡的政治势力。孝文帝亲政后，立志文治，并在官僚机构的日常工作中明确体现出来，冯氏时高居政治要津的宦官、恩幸对文治并不感兴趣，孝文帝对正常政治秩序的追求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都使得孝文帝不可能继续宠任宦官恩幸来达到压制鲜卑贵族及实现文治的目的。汉族文人是他竭力扶持的对象，而要引用汉族文人，首先必须否定鲜卑贵族的特权。于是，491年，孝文帝下令重新确定祖先的庙号。

汉魏及其以后的历代政权，按西周制度，皇帝置庙宇供奉七位对于本政权建立有重大功绩的先祖，即“天子七庙”制度。一般情况下，政权的创立者被尊为太祖或高祖，以后则为太宗、世祖、世宗等等，这便是庙号。尽管一个政权可能连续有七个以上的皇帝，但庙中只能供奉七位祖宗，那些没有功绩的皇帝便不得有专享祭奠他的殿宇，后来某位皇帝功业卓著，也可以取代原受祭祀的某位祖宗的地位。进太庙供奉者的后裔在本朝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

北魏建立时，拓跋珪尊奉草原时第一个部落联盟首领拓跋力微为始祖神元皇帝，另一位部落联盟首领拓跋郁律为太祖平文皇帝，尊自己的祖父什翼犍为高祖昭成皇帝。在拓跋鲜卑历史上首次称皇帝的拓跋珪，死后则被追奉为烈祖道武皇帝。部落联盟时代的首领为北魏政权太庙中供奉的祖宗，同时也肯定了部落首领后裔鲜卑贵族在北魏政权中的地位。

孝文帝宣称：原为烈祖的拓跋珪创建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开疆拓土，“宜为祖宗，百世不迁”，定拓跋珪的庙号为太祖，拓跋焘的庙号为世祖，将拓跋力微、拓跋郁律等的神位请出太庙。可是，算来算去，即便加上并没有真正当上皇帝的拓跋焘之子即孝文帝的曾祖父拓跋晃、太祖拓跋珪以后，孝文帝以前的皇帝只有六人，按“天子七庙”之制还差一个。孝文帝为了使庙号改革彻底实现，不理会鲜卑贵族“依先尊祀”的请求，竟在太庙中为自己虚设一个灵位充数。他解释说：“人生来总有一死，这是常理。我这无德之人得以继承祖先开创的大业，若祖宗保佑，安然而死，且能被祭奠于太庙，我也就满足了。如果我没资格被供奉于太庙，可预先做出明文规定，让后代将我的灵位搬出太庙便是。”(www.xing528.com)

改祖宗庙号只是一种手段，随之而来的行动才显示了孝文帝这一行动的真正目的。492年正月，孝文帝下令：

“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魏书·高祖纪下》）

也就是说，按新定的庙号，如果不是太祖拓跋珪的嫡系后裔而拥有王、公、侯、伯几种爵位者，都必须递降一级，子爵、男爵可以不动，爵位降低，当然也意味着政治地位的下降，“子、男仍旧”表明孝文帝主要目标在于剥夺上层贵族的特权，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更大。“皆除将军之号”根据《魏书·官氏志》，是剥夺鲜卑贵族世袭的将军名号，使他们不再有天然的率领军队的特权，尽管有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特权。孝文帝从此可以任命他信得过的人去当各级将军，使军队由改革潜在的阻力转而为改革的保障，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公的政治地位被贬低后，拓跋珪的嫡系后代即北魏皇室子弟的政治地位相应地得到提高。此后，孝文帝便像两汉、西晋以及东晋南朝政权一样，用皇室子弟入掌朝政、出统军队、担任重要州镇的长官，从上到下掌握实权。因庙号改革而获益的皇室子弟遂成为孝文帝进行文治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与汉族文入一道，成为孝文帝改革倚仗的政治基础。

总之，孝文帝改定祖宗庙号，进而吸取汉高祖刘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历史经验，降低皇室子孙以外高级爵位拥有者的爵位等级，既剥夺了一大批鲜卑贵族的特权，又使他的改革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庙号改革确定率领鲜卑族人走进中原创立北魏的拓跋珪为太祖，还割断了北魏政权与部落联盟时代的联系，为新的发展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