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形态上来看，人的生命形式依存于身体，“体”为音乐及音乐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基础，如人耳听音乐、人口唱音乐，肢体感受音乐等生理反应，这是人通过“体”来具备音乐性的物质前提。从精神形态上来看，人通过身体拥有生命形式的自然规律与存在方式（生、老、病、死），形成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在音乐的制造和接受的过程中，人必须将自己的身体作为音乐制造和接受的工具，当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音乐活动亦随之应运而生，对音乐的思考角度以及生产衔接在动机层面提出了要求，于是人的身体要对音乐加工改造。音乐教育中的“体”与“乐”的关系，通过音乐教育对乐感的把握与拓宽、培养与承载，从而使得体之音乐性不断拓展，人的身体通过生产或接受音乐并产生音乐行为进而不断完善与生长，反向不断促进与发展音乐文化，“体”与“乐”的结合在自然属性中得到统一和共鸣，最终推动人与音乐的和谐发展。
随着人的音乐文化实践活动，对人的音乐性的自然属性的丰富与拓展，主体开始出现以音乐为对象的意识，在以音乐作为对象的思考过程中，不可回避“体”与“乐”关系。“乐”本身承载着教育的价值，音乐中的思想表达是“体”体验的一种实现，如果“乐”能够作为各种人类体验的标志和象征，那么，音乐表演可能将听者的感觉引导到一定的审美方向上。[20]同时，音乐是反映人类与社会行为的载体，也是理解与分析人类行为的重要媒介，一般认为，音乐能够决定和引导社会、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其他人类行为，可以作为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手段，也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结构和体制，正如孔子认为理性人格的形成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教育通过“乐”使人们的“体”进入一种共享体验中发展身心，正如柏拉图所说“用声乐导向善行，直抵灵魂深处，以此为刻度，衡量声音的训练是为音乐”[21]。
“自我实现”是指一种个体化的经验主体通过尽情地满足个人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实现自我。在音乐以及音乐教育中的体现就是音乐娱乐与音乐消费包括对音乐教育消费上的本能化。因为，后现代身体哲学的主体在音乐性的建构上，强调个人体验尤其是身体体验，正如福柯所倡导的那样：人应该由自我决定自我的实现，而不是社会决定自我的实践；个体与自身是美学关系，而非认识关系；提倡感性体验，尤其是身体体验；主张生活的艺术化，美化现在，不恋旧，不幻想；个体应该确立自身的生存风格；个体应创造自己，而非解放自己；个体应自我构成为主体。这种后现代主体生成观是在“人之死”的前提下提出的，意味着大写的、普通意义上的“人”消失。[22]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活动——“体”的音乐性由实践理性来决定，个人音乐性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普遍性，实践理性下的人的音乐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是在由教育意义的音乐实践中统一的。而大众所认同的普遍性的音乐，是实践过程中个人以自身的音乐性的自然属性为基础，按照个体角色自我认同的需要，不断实现自身内部自然涌现的音乐欲求。(www.xing528.com)
音乐教育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师生之间关系，是一种主体实践交往关系，在音乐教育中的交往，音乐作为人的交往实践之一的媒介。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交往行为也是通过音乐搭建起来。音乐教育中的师生交往是具有社会局限性的主体交往，音乐教育过程尤其是教学过程的师生交往中，教师的个人音乐性与学生的个人音乐性，存在个性化差异、社会性差异和精神性差异等。一个音乐理论教师、一个西洋歌剧演唱教师或者一个钢琴演奏教师与一个古筝教师等，在与学生的教学交往中，因其知识、技术与艺术内涵的超逸，其个人音乐性所承载的艺术、社会要求也是不同的，从而对学生音乐性的塑造也是有指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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