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研究对象、纂修情况与核心著作详解

日人本田成之论中国经学史，尝谓唐代《五经正义》、宋王安石《三经新义》与明朝《四书、五经大全》，皆朝廷为统一学问经说而修，《五经正义》为人间不可少之书，而宋、明人之作，渐趋湮灭。其所以然之故，一在清廷钦定、御纂诸经取而代之，一在乾嘉汉学复兴，前代空疏之学弃若敝履。又称清帝奖崇中土学术，在汉光武、唐太宗之上，而其最高成就，则为康乾两朝所辑《七经》：

康熙五十四年作《御纂周易义》十卷，康熙六十年著《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乾隆二十年著《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著《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三卷，康熙三十八年著《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著《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颁之于学官。⋯⋯从其成绩说，比《正义》虽劣，却远过《大全》。①

乾隆《三礼义疏》与康熙《四经》并行于世，合称“御纂七经”，乃清代皇家仿照唐、明官修著作而纂辑的经学注解书籍。《三礼义疏》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编纂，至乾隆十九年（1754）方始告竣，其修书机构即为三礼馆。

“御纂七经”作为官修经学著作，是清代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在中国经学史发展脉络中亦占有特殊位置。《七经》之外，清廷尚有其他一些官修经籍，但其地位与影响不能与《七经》相比。《三礼义疏》成书于乾隆初年，标志着“御纂七经”最终完成。马宗霍云：“《七经》虽同为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后又稍有殊。”②《义疏》本身即构成一意义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三礼馆历时十数年之久，参与学者百余人，不但负责编纂《义疏》，同时兼具修订康、雍两朝所遗《日讲礼记解义》的任务，透视其特定历史动因与独特发展轨迹，可以窥见乾隆前期政治文教举措风貌之一隅。且其最初创意、纂修经过以及工作期间的具体实况，必然在其最终成果——《三礼义疏》中留下烙印，或正或负，或浅或深，要理解《义疏》，不能不对三礼馆有所认知。三礼馆是乾隆朝官方所开第一个书馆，也是官修经籍事业的收官之举，自此以后，清代再未有对经学著作开展大规模纂修计划。三礼馆修书事件值得深入考察。

经学为古代中国文化核心，历代王朝推尊崇奉，不遗余力。清朝处于传统社会尾端，兼以异族统治中原，但对经学仍褒扬有加，未尝稍懈。皇太极即位之初，即开始宣扬满汉一体，世祖福临亲政后，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大政方针，洎后清廷从政治制度、文教思想等多方面入手，大量吸收汉文化，对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翻译、研读、刊印、编纂，持续不断，至圣祖玄烨时臻于成熟。世宗胤禛一番严酷出奇料理之后，弘历登极伊始，开设三礼馆，编纂《义疏》，又陆续诏修礼书，征求经学之士，似乎对儒家经学特别是礼学保有持续关注。但观其后来趋向，却又不尽然。试想通常认为是清代文化顶峰的纂修《四库全书》一事，岂非早已突破儒家范围，变得无所不包，怎会专攻经学。若综合乾隆朝全部史事论，则高宗弘历对儒学、经学、礼学之重视，在其施政思想与文治实践中所占比重若何？弘历对三礼馆态度如何？三礼馆在朝廷政教事业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在清代学术中又处于何种地位？而当时参与其中者尽是谁人？《三礼义疏》是否真正成为官学？是否继承康熙以降宋学风气，对后来之乾嘉汉学是否有所影响？清人评价如何？在此时段内，知识界如何发展？承前启后之转换又何以实现？如能将三礼馆史事厘清，非但可以借此风向标窥探乾隆初期政治文化面貌之一斑，更不啻获得乾隆初年最大规模学术群体的综合资料。

清代官方经学在学术史研究中历来较受忽视，乾隆初年也非原来清学史关注的重点时段，近期学界对此才渐增关注。三礼馆专门研究虽然人数有限，但已取得一定相关成果，管见所及，主要是：周启荣较早在现代学术体系视野下审视清廷纂修《三礼》一事。其后，张寿安、林存阳、刘康威等人陆续对三礼馆及相关问题有所论列。个中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者当属林存阳。

周启荣在其考察明清礼制文化的专著《帝制中国晚期儒家礼教主义之兴起》一书里，将三礼馆纳入其儒学净化运动与礼教主义兴起的框架之中，简要叙述了三礼馆史事。周氏以汉宋对立为视角，论证三礼馆臣尚受宋学强烈影响，但部分馆臣及周边学人已表现出汉学倾向。③

林存阳著《清初三礼学》，对于三礼馆及《三礼义疏》着墨不多，但也已作出初步描述。④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一书，指认明清礼学存在转型，将三礼馆纳入“从家礼学到仪礼学”的叙述框架。⑤刘康威硕士论文《方苞的周礼学研究》专立《方苞与〈三礼义疏〉的纂修》一章，首次对三礼馆纂修人员、《义疏》内容与纂修方式等问题详加考述。⑥杨朝亮《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一文以三礼馆副总裁李绂为中心，从发凡起例、纂修方法与具体事宜、文献搜集、分主《礼记义疏》等方面展开论述。⑦王丰先亦研究李绂，认为李绂对《御纂七经》尤其《三礼义疏》纂修颇有贡献，其荐举人才一项，为杨朝亮所忽略。⑧周启荣复以中文发表《清代礼教思潮与考证学——从三礼馆看乾隆前期的经学考证学，兼论汉学兴起的问题》等文，继续秉持礼教思潮兴起是清代学术主流的观点，将三礼馆成立视作礼学研究专门化标记，并转而强调三礼馆具备了若干汉学色彩。⑨

林存阳专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是这一课题各家研究中最为重要之作。⑩前此作者发表《方苞三礼学论析》、《杭世骏与三礼馆》、《清乾隆初叶诏开三礼馆的历史意蕴》、《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缘由析论》、《礼法之治：维系清代王权的一种政治理念》、《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等文，多收入此书。作者以38万字篇幅对三礼馆作一整体论说，涵括三礼馆诏开之背景、纂修进程、历史意蕴与《三礼义疏》学术取向等内容，认为三礼馆在清代三礼学史和政治文化抉择转型过程中具有关键历史意义；作者并参以对其他礼书政治文化功能的分析，探索清代礼法互动，认为礼法融贯之模式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但其服务于专制皇权的性质也在实施过程中产生诸多弊端。有论者赞美该书系填补空白之作，也有论者对作者持论提出异议。随后，林存阳接连发表新作，并与杨朝亮合撰《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继续申述前书论点，强调下诏开馆纂修《三礼》体现出弘历对经学、礼学加意张扬，标志着乾隆朝政治文化的转型。

上述诸人从各自角度阐发心得，对研究三礼馆皆起到助推作用。惟或受条件限制，未能敷畅深旨，则非尽作者个人之失，实为学术研究之憾。

此外，一些相关研究也对三礼馆有所涉及。邓国光评论弘历经学观念时，特别点明其所以汲汲纂修《礼经》，并非出于学术关怀，而是基于完善皇权建构之政治企图，然三礼馆实不堪此重任。李隆献剖析清代礼书“复仇观”，摘出《周官义疏》、《礼记义疏》中阐释复仇条文者进行解读，认为两者路径有别。胡明辉尝试以明堂为例，讨论三礼馆与江南士人群体之间的学术对立与学脉纠葛。此类研究虽非专门针对三礼馆，但可资参考。其他如王丰先对康熙御纂诸经之全盘研究，与杨自平对清廷易学著作之深入探讨，并有助于理解清代官方经学整体状况，方法与结论值得借鉴。

林庆彰指出：经学史研究所以停滞不前，多因基础工作一直未能有效推展，而就经学发展上某一阶段或某位专家进行探索，则是经学史研究必经之路。本书即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三礼馆进行检讨，以期丰富对乾隆初年政治文化与经学、礼学史相关问题的了解与认知。陈祖武亦云：整理、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近一二十年间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足，未来于此多下功夫，似有必要。笔者试图响应此一呼吁，并将视野扩大至乾嘉以外，力争全面搜集清代相关文籍史料，从文献解读出发，结合学术思想史与政治文化史两方面作出综合考量。

本书首先对三礼馆史事作出宏观外缘考察，择取三礼馆纂修历程中之若干重点，进行集中论述，以求由点成线，以线带面；其次深入书馆内部，采取微观内在视角，分析三礼馆人员结构与运作机制，为给予三礼馆合理定位并评鉴三礼馆工作质量打下基础；进而将三礼馆置于清代政教氛围总体背景之下，既致力于剖析三礼馆与《义疏》特点，复借以描绘三礼馆臣及其周边学人所共处之时代图景。惟篇幅所限，只能浅尝辄止。另因学力与时间关系，部分论题未能展开，思辨也还有不周之处，姑待日后完善。至于立论是否可信，评价是否妥当，尚乞方家教正。

注释

①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3、 239—240页。

②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1936年版，第140页。

③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9—160.

④林存阳：《清初三礼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355 页，尤其第306—310页，此书由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博士论文改写，陈祖武指导，2000年6月。(www.xing528.com)

⑤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5页，尤其是第35—41页。此书最早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出版。

⑥刘康威：《方苞的周礼学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林庆彰指导，2005年12月，第51—86页。

⑦杨朝亮：《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第88—94页。

⑧王丰先：《李绂与〈御纂七经〉》，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 274页。

⑨周启荣：《清代礼教思潮与考证学——从三礼馆看乾隆前期的经学考证学，兼论汉学兴起的问题》，劳悦强、梁秉赋主编：《经学的多元脉络：文献、动机、义理、社群》，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第49—82页；周启荣：《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5—20页。

⑩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文廷海：《〈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第27—28页。

汪学群：《清代汉学家的“以礼代理”——兼论对理的诠释》，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林存阳：《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清史论丛》（2009年号），第252— 268页。林存阳、杨朝亮：《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6—80页；又见《国学论衡》第5辑，第72—85页。林存阳：《礼乐百年而后兴：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齐鲁文化研究》第8辑，第 14—32页；又见《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 3期，第121 126、 123— 131页。

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王经学初探》，载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55页。此文后收入氏著：《经学义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503页。

李隆献：《清代学者“礼书”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台大中文学报》第35期，2011年12月，第205—246页。

胡明辉：《法天之宫：清儒考证明堂的政治文化史意涵》，董建中译、胡明辉校补，载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529—563页。

王丰先：《康熙朝御纂诸经编纂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论文，安平秋指导，2009年6月。

杨自平：《从日讲易经解义论康熙殿堂易学的特色》，《台大中文学报》第28期， 2008年6月，第93—138页；《从易经通注论顺治殿堂易学特色》，《兴大中文学报》第25期，2009年6月，第251—280页；《从御纂周易述义论乾隆殿堂易学特色》，《当代儒学研究》第10期，2011年6月，页171—203。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自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2页。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