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乐论中的影响

哲学作为系统的世界观，也是每个民族精神历程的记录。当不同的哲学体系长期作用于一个民族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时，必然会制约、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动力定型模式的形铸。

中国古代对于审美动机最有影响的理论概括认为，作为审美主体的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的动机是出于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抱负，是称“言志”。由于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将“志”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不断加以放大，致使这种“言志”将原本具有的个体情感逐渐排除，而最终更多地与伦理道德规范密切相连。使得“诗言志”中的“志”不再是一种个人情怀的抒发，而是社会所要求的政教伦理等社会性情感的表达。并且，由于古代的诗（歌）、舞、乐本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这里的言志是中国人在以诗为主的各种审美活动中都存在的审美动机。此外，在审美动机的“缘情说”中，由于儒家伦理的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情感。孔子的“成于乐、游于艺”强调的也是以艺术的手段培养完美人格。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音乐不是纯粹的艺术，乐与政通，乐成为了礼的附庸、教化的工具。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4]。在这种儒家礼乐思想的熏陶、培养下形成了特定的人格类型。并且，“这种人格类型一旦形成，相应的心理定势就为主体参与的审美活动提供了一个趋向，使得审美主体的感知通道只对审美对象中与趋向相符的部分开放，而其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也只是由这一部分信息提供”^[25]。所以，在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文人音乐中的古琴音乐的创作题材中，不少以自然为母题的乐曲，其审美价值都并非在山水或花鸟，而意在“比德”、“言志”。如《高山流水》是寄情山水，而志在高远；《梅花三弄》意不在梅，而在凌霜斗雪的无畏精神与高尚纯洁的品格；《雨打芭蕉》中芭蕉不怕雨打，喻人应该有坚韧而倔强的性格；《幽兰》、《佩兰》是君子修身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筝曲《出水莲》、《粉红莲》中所重的也无不是类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清纯雅洁之伦理人格方面。正是因为“具有伦理人格类型的审美主体受其心理定势影响，他们在众多客体信息中最容易激活的是伦理道德这一方面”^[26]，所以，中国人更注重、更敏感的正是首先要从这些审美对象中“审”出道德美的一面，也难怪有人会认为“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

与民族审美心理的关系而言，首先，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直观总体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审美感受的过程中讲究直觉的品味，而不注重具体细节的理性分析。并且，在这种总体观念的影响下，追求一种对审美对象的最完整的把握，就相应地要求调动感觉能力的各个方面，这样就刺激了整个民族联觉水平的发展，使得“通感”这一心理能力在艺术的创造、鉴赏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并成为整个民族在艺术审美感受中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特长。此外，这种重直观、轻理性的思维方式还影响到在中国音乐的结构思维中多直觉性的顺延进行，音乐内部缺少严密、理性的逻辑结构。(www.xing528.com)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也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和’作为中国人审美过程中一大追求的目标和主要的指导原则，是以汉族为主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一种重要而稳定的有机构成。”^[27]它极大地强调了对立面的均衡统一，是一种内部和谐的温柔敦厚的特定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艺术和谐观。

民族审美心理中十分强调在“礼”的制约下达到“和”的规范，各种情感因素的运动在理性的制约下，有分寸地控制在不破坏内心平衡的范围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血气平和”。与此相对应，在音乐的形式风格上反对“繁音促节、噍杀无序”，追求一种简朴、简约、中和的“尽善尽美”之乐，所谓“大乐必易，大礼必简”。^[28]在审美的过程中，“不允许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形成尖锐的冲突，就好象敌我双方，只把两支队伍面对面地摆起阵势，而不让对立双方展开敌死我活的冲突”^[29]。一旦冲突发生就直接破坏了力量的均衡，就违背了“和”的宗旨和原则，就不是美的表现了。在此影响下，中国人的审美情感总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平淡、克制，能够引起内心强烈波动的刺激被软化了，审美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大脑皮层的兴奋度也总是被抑制在中庸的范围之内。

所以在大多数的中国传统音乐中，缺乏的是放纵情感的外在激情，多以柔和的格调抚慰灵魂、滋润心田、修身养性。因此形成了中国人在音乐审美活动中以培养肯定性情感为主，以审美对象有利于审美主体的松弛欢愉为主，以避免对立和冲突、节制激情以保证心理平衡和谐为主的心理活动的方式。并且这些特点在民族审美心理长期的形成发展构成中不断得以肯定与强化，而最终成为了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所以，王光祈先生会认为与欧洲音乐的“刺激神经”的“战争文化”相较而言，作为“和平与哲学文化”的中国音乐是在“安慰神经”方面用功。^[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