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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乐论》:地理环境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孟德斯鸠提出纬度和滨海性是影响人性、民族性甚至社会制度的主导因素,丹纳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4]中国古人也很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制约作用,早在《礼记·五制》中就载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期间者异俗。”

《中国传统乐论》:地理环境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任何民族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所以,要想深入探悉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奥秘,就必然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环境,因为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民族成员与外在的自然环境已经在相互的作用中因共存、共鸣而融合成为了一个整体。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出于统一体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他的星辰,他的酷热的沙漠,他的帐幕以及他的骆驼和马。因为只有这种气候,这种地区和环境里,阿拉伯人自由自在,像安居在自己家里。……只有这全部地方色彩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他的内心生活。”[3]

但是,不同地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塑造、形成产生影响?其作用与地位如何?这一直是审美发生学和民族心理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在西方,以古希腊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法国的让·博丹、孟德斯鸠、丹纳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不同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决定作用。如孟德斯鸠提出纬度和滨海性是影响人性、民族性甚至社会制度的主导因素,丹纳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如日耳曼民族生息于严寒地带,莽林与大海的惊涛骇浪造成了他们忧郁或过激的民族性格,一向喜欢狂醉、贪食和血战;而生长于温带的希腊语拉丁民族则性格开朗,摈弃物欲,全部身心倾向于社会事务、科学发明和艺术鉴赏。”[4]

中国古人也很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制约作用,早在《礼记·五制》中就载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期间者异俗。”《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管子·水地篇》中还探讨了不同地域水的不同性状对该地域人群性格、民风的影响:“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剽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泪,故其民愚疾而妒;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不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十三经注疏》中,宋·庄绰则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浙江通志》中记载的“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也是说明山水对民风、艺术风格的影响。朱文长《琴史》中所载琴家赵耶利在对比蜀、吴等各琴派风格差异时也有着类似的评论:“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此处,琴家正是根据长江中下游水域“绵延徐逝”之势来评价与这一徐缓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吴派琴风的影响;又据长江上游江水“激浪奔雷”之势来评价与这一湍急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蜀派琴风的影响。可谓“观其水势而若闻其音声之趣”。(www.xing528.com)

有人将这类观点归纳为“地理唯物论”或“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否定地理因素而将民族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的“唯智慧论”相对立。对此,我们有必要作科学的分析。首先,正因为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空间,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所以否定地理对民族心理作用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促使一个民族心理形成、发展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只是地理环境一个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5]地理环境只有和其他的相关因素相互结合、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但又十分复杂的背景,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合力共同对本地区各民族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从此不会是单一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6]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又不能将其无限扩大。此外,还有一点尚需提出的是,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种种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相对具有更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则因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等原因,其影响已日趋减弱。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活地域可以是共同地域,也可以不是共同地域,自然环境也就体现为相对的作用性。所以,对于自然环境于审美心理的客观作用只有进行以上多层面的思考与认识,方可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地理环境与民族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对地理条件差异性的分析,去探究特定民族审美心理结构规律的形成。

以中华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就总体而言,首先,华夏文明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的“中纬度文明带”[7],正如平凡无奇的地理环境常常造成思维性格的贫乏与审美心理的单调,而华夏文明带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偏居亚欧大陆东部,西起高原,北有广漠,西南背山,构成封闭的地理骨架。虽然东临海洋,但农耕文明的华夏族对东边的大海向来不感兴趣,所以中国东部的海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以另一种方式封闭着中国的文明区。从总体而言,中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孤立,再加上内部腹地丰富的资源,在无求他人的情况下独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都使得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质具有典型的内向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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