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莱特蜗牛：自然博物馆里的失落物种！

巴纳·帕罗-盖尔盖伊（Barna Pall-Gergely）从一个结实的小盒子里取出一个细长的，大约有我食指那么大的玻璃瓶，里面是一个精致的螺旋形的壳，像一个锥形炮塔，被保护性的聚合羊毛茧制保持在适当的位置。壳是骨头的颜色，表面有棱纹。

这个壳现在已经空了，它曾经属于一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蜗牛。尽管它是150多年前收集的，但至今仍未命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一件人工制品。它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900万件软体动物标本的其中一个，这里面最古老的标本是汉斯·斯隆（Hans Sloane）1753年去世后给大英博物馆的遗赠，是大英博物馆最早的藏品之一。这些标本塞满了帕罗-盖尔盖伊周围的抽屉和橱柜，像是一个由抽屉和小盒子组成的城市。它总共包含了大约66000个类型标本——整个物种的凭证标本。

帕罗-盖尔盖伊是匈牙利人，日本松本市新树大学的博士后，也是一位研究壳类的软体动物学家。他小心翼翼地把壳放在解剖显微镜的物镜下，在放大镜下仔细检查它的螺纹和骨缝。他说：“我研究不同种类蜗牛的经典分类法，主要是东南亚的蜗牛。”

2015年3月，帕罗-盖尔盖伊在《动物分类学》（Zootaxa）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蛳豆蜗牛属修订的文章。该属的物种从喜马拉雅山到台湾岛都有发现，由相对较小的有5～15毫米高的涡轮状外壳腹足动物组成。它们身形修长，尖顶。从分类上看，它们属于有盖蜗牛的豆蜗牛科。他解释道：“它们有一扇小门，叫作盖。当它们进入壳内时，就会用盖把洞口封上。”

显微镜下的这个小小的、属于一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蜗牛的壳就是其中之一——蛳豆蜗牛。帕罗-盖尔盖伊以乔恩·阿布莱特（Jon Ablett）的名字，把它命名为阿布莱特蜗牛，乔恩·阿布莱特担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软体动物藏品的策展人超过12年。阿布莱特蜗牛有小而粗的壳，大约6毫米高，外形短胖，腹部滚圆。1859年末，英国博物学家和软体动物学家威廉·托马斯·布兰福德（William Thomas Blanford）收集了正模标本。它来自印度北部的大吉岭，在喜马拉雅山脉翠绿的山脚下。它与该地区发现的另一种常见物种——喜马拉雅蜗牛非常相似。喜马拉雅蜗牛也有一个淡色的塔状外壳，深灰色的骨缝线沿着细如铅笔线的螺旋线，一直延伸到它那被称为原壳的钝尖。但是有一些使它和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细微差别。当帕罗-盖尔盖伊仔细观察它那不寻常的、微微呈三角形的开口，研究蜗牛壳上的骨缝和壳体时，他立刻就看出其最典型的特征了。

帕罗-盖尔盖伊在伦敦的软体动物标本收藏中发现了阿布莱特蜗牛的正模标本，在一个据说只装了喜马拉雅蜗牛标本的盒子里。盒子的顶部是一个用厚厚的黑色墨水手写的标签：“大蜗牛属（Pomatias），喜马拉雅，大吉岭，W. T.布兰福德先生”。他告诉我，盒子里面有4个亮晶晶的奶油色小尖顶壳，但实际上只有2个是喜马拉雅蜗牛。它们是不同的，但还不足以引起非专业人士的注意。150多年来一直没人注意它们。同样的情况在世界各地的标本藏品中也存在，他说：混在喜马拉雅蜗牛贝壳中的是更小的阿布莱特蜗牛，它们的螺旋稍微变平了。“研究这些材料的人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标本盒中有两个物种。”

当帕罗-盖尔盖伊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抽屉里寻找喜马拉雅和东南亚蜗牛物种的标本时，他是在回溯过去，与现代软体动物学的一些创始人合作。为了进行比较，他检查了两个多世纪前的软体动物学家在某些情况下收集的类型标本。在他面前成千上万个纺锤形的小蜗牛壳是由几位勇敢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科学家收集的。这几位收藏家和分类学家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他们在寻找热带和亚热带的腹足类动物——陆生蜗牛。虽然不是去捕猎老虎，但这份工作仍然很危险，他们需要去地球上一些最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帕罗-盖尔盖伊曾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阿布莱特管理的档案室里待了几个星期，测量亨利·哈弗沙姆·戈德温-奥斯汀（Henry Haversham Godwin-Austen）收集的标本。戈德温-奥斯汀生于1834年，是一位探险家、制图师和业余博物学家。他参与了“印度大三角”勘察的工作，这是东印度公司为绘制包括喜马拉雅山在内的偏远和未知地区地图而进行的一项工作。在1856年时，戈德温-奥斯汀还是个年轻人，他加入了这项工作，此前他帮助绘制了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地图。刚到印度不久，他就遭到了袭击和殴打，不得不回到英国休养一年。但到了1860年，他又回到克什米尔，考察了喀喇昆仑山脉，这是一个由经风侵袭的山脉组成的巨大山群，高山密集程度是世界之最。戈德温-奥斯汀蓄着像雪纳瑞犬一样的胡子，在那里的高海拔山区不屈不挠地工作，有些人称他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登山运动员。

乔戈里峰（K2）海拔28251英尺，是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世界第二高峰，官方名称曾为戈德温-奥斯汀峰。它的山峰像一个巨大的积雪覆盖的倒V形，从戈德温-奥斯汀冰川的底部耸起。为了查明它那难以捉摸的峰顶的确切位置，戈德温-奥斯汀穿越一座座高耸陡峭、冰雪覆盖的山峰，向上攀登。他沿着25659英尺的玛夏布洛姆峰（K1）的一个迎风山坡前进，又向上攀登了2000英尺，在慕士塔格冰川之上悬荡，以确定乔戈里峰的位置。尽管戈德温-奥斯汀在高海拔地区收获颇丰，但他最感兴趣的是小型印度陆生蜗牛。他像一个勘探者一样在高耸的山峰脚下仔细筛选枯叶，收集蜗牛的空壳。

乔戈里峰

就像几乎所有维多利亚时期的软体动物学家一样，在这个领域，戈德温-奥斯汀利用了当地的采集者。他在1892年写道：“我发现他们具有非常敏锐的视力，很快就能辨认出不同的种类和我最想要的种类。多尔蒂先生给纳加一家两卢比买蜗牛壳，实在是太慷慨了。在森林里和喧闹的丛林峡谷里，有时会成群地出现水蛭，这项工作并不非常愉悦，只是在这条卑微的探索之路上，不管何时发现一种新形态的动物都会使人陡升兴趣、十分兴奋，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就是这样的。”

布兰福德最初在大吉岭收集阿布莱特蜗牛的时候也是一名公务员。从1855年往后的近30年里，他一直是印度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他哥哥和他一起工作。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要在潮湿的灌木丛中寻找蜗牛，把蜗牛壳寄给世界各地的合作者。1859年1月，威廉·亨利·本森（William Henry Benson）根据布兰福德送给他的贝壳首次描述了喜马拉雅蜗牛，发表在《自然史杂志》（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上。他写道：“一个年轻的贝壳，清晰的淡角质色。”它在拉丁语中的形态描述听起来像咒语：“壳上有穿孔，尖顶，像海螺一样。”（Testa perforata，attenuato-turrita，uscula，confertim crassicostata.）

本森曾在印度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描述了几个来自亚洲的软体动物新物种。1870年去世时，他将自己收藏的数千枚蜗牛壳遗赠给了希尔瓦纳斯·汉利（Sylvanus Hanley）。希尔瓦纳斯·汉利是一名贝壳学家和软体动物学家，以发表了第一次运用摄影进行贝壳的科学研究而闻名。有件比较出名的事：汉利删除了本森的类型标本的所有地点数据，只简单地用“印度”代替。戈德温-奥斯汀、布兰福德、本森等人一起奠定了软体动物学的基础。(www.xing528.com)

帕罗-盖尔盖伊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自2011年以来，他一直在日本长野县新树大学生活和工作。他用一口完美、措辞考究的英语说道，自己在匈牙利长大，从小就对贝壳着迷。在他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收集大型的、色彩斑斓的海螺标本了。十几岁时，他对蜗牛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收集自己的蜗牛标本——来自罗马尼亚喀尔巴阡群岛、南欧和土耳其的蜗牛壳。在研究他的朋友、业余的匈牙利软体动物学家安德拉斯·胡尼奥迪（Andras Hunyadi）收集的标本时，帕罗-盖尔盖伊开始研究亚洲蜗牛。他仅根据胡尼奥迪的收藏，就已经描述了将近40种分类群。他说：“我意识到，寻找那些从未被任何人发现过的物种，并根据新的形态学特征对旧的物种进行重新分类真的很有意思。”

帕罗-盖尔盖伊还从其他地方借来了一些贝壳：从法兰克福的森肯伯格博物馆到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量旧藏品。欧洲收藏的许多贝壳都是旧的，而且没有日期；这些标本已开始显示出它年代之久远。他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博物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有百年历史的标本被全部销毁了。”

令人惊讶的是，收藏的贝壳并不比保存在液体中的哺乳动物皮肤或蛇更耐久。长期收藏的贝壳经常会开始表现出拜尼西亚损伤，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在木制橱柜中积累的酸性烟尘和贝壳表面的碳酸钙之间发生作用。碳酸钙是贝壳的基本成分，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旧软体动物标本的表面以点状和线状布满了盐晶，这些盐晶就像相互连接的霉菌群。

除了形态学，帕罗-盖尔盖伊还从一些标本中提取了DNA，并对其进行测序，以检验蛳豆蜗牛壳与其他陆生螺群之间的系统发育相似性。虽然蜗牛的壳基本上是空的，但它壳内的螺纹和螺旋上都留下了DNA的痕迹。他小心翼翼地在上方的螺纹上钻一个小孔，然后用吸管把消化缓冲液注入壳里，以获得DNA。通过DNA他可以生成分子数据，直接比较不同物种的基因组。帕罗-盖尔盖伊在物种修订中描述了总共11个新物种。他说：“其中可能有8件来自非常古老的博物馆藏品。”

它们最初是来自东南亚和遥远的印度北部，以及沿着越南与中国的边界延伸的越南东北部的山区。有些是从锡金收集的，锡金的北部是中国的西藏，东部是不丹，西部是尼泊尔。另一些则是在喜马拉雅山南侧较低海拔的潮湿灌木丛中发现的，那是杂草丛生、背倚连绵不断的墙一般的山峰、几乎被遗忘的偏远之处。还有一些是从更远的东部，沿着缅甸和印度之间起伏的绿色边界收集到的。

帕罗-盖尔盖伊说：“一般来说，因为蜗牛壳的材料是碳酸钙，所以它们更喜欢石灰岩做栖息地。虽然也有例外，但在石灰岩山脉周围发现的蜗牛种类最多。”因此蜗牛壳相对容易收集。“如果有巨大的垂直石灰岩悬崖，你只需要从岩石底部收集标本就行了。比如翻开落下的枯叶，就可以找到很多蜗牛壳。”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物种被错误地归类。帕罗-盖尔盖伊说：“在某些情况下，标签上只有一个名字，但玻璃瓶里有2种甚至3种物种。如果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比较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有一些收集者在发现标本的那一刻就知道它们是未命名的物种，但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正式描述它们。他说：“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物种，他们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通常只是根据最明显的外壳特征或收集地点，把它写在标签上。但是之后就置之不理了。这个标本在科学界并不为人所知。”

山南蜗牛（P. shanensis）是根据1895年从缅甸一个偏远地区采集的单个蜗牛壳标本描述的。帕罗-盖尔盖伊在其他的藏品中都没有见过它。人们只能从模式标本集中了解雷斯切茨蜗牛（P. reischuetzi），模式标本集是戈德温-奥斯汀于1903年在罗塔那加（Lhota Naga）收集的一些蜗牛壳。在遥远的不丹西部，戈德温-奥斯汀收集了另一种新物种：哈里蜗牛（P. harli）。

这些蜗牛壳本身作为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藏品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其他东西。就像克拉斯·杜威·迪杰斯特拉发现的非洲蜻蜓一样，蜗牛是一种前卫动物，能告诉我们复杂生态系统的相对健康状况。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软体动物是所有物种中受灭绝速度加快影响最大的物种之一。它们迁移的速度很慢。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蜗牛要么适应了环境，要么灭绝了。它们是环境变化的晴雨表。许多蜗牛消失了。我们很可能低估了软体动物灭绝的重要性：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无名物种的消失。但最终，通过标本，软体动物学家发现了广泛而缓慢的环境变化：适应、衰退、入侵、灭绝。研究表明，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蜗牛通过生产浅色外壳来反射更多的阳光，从而适应气候变化。但是其他物种正在完全消失。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众多的蜗牛物种已经被入侵物种玫瑰橡子螺（Euglandina rose）所取代。那是一种食肉蜗牛，俗名为玫瑰狼蜗，会捕食其他蜗牛和蛞蝓。一个古老的标本，就比如被阿布莱特管理过的那个藏品，就像在伦敦西部的克伦威尔路上一座耸立在灰色的天空中巨大的教堂状石头建筑内部的一个时光机器。这些变化可能发生在100年或者更早以前，但都反映在这些藏品中，使像帕罗-盖尔盖伊这样的研究人员走过传送门，抵达19世纪60年代印度的大吉岭、不丹、中国的南部，或其他任何想去的地方。

他说，还有许多其他的蜗牛壳在等着有人去发现，一些还未被发现的东西等待有人去辨认：有棱纹的螺旋的精准曲线，或者孔的形状，它的边缘或像向外开展的喇叭口，或像耳朵的耳廓。他正一个个地发现它们，并一一为它们取好了名字。

21．1873年，威廉·希利·达尔收集的倍登等足虫高倍图像。图源：亚当·沃尔等，《动物之谜》杂志504（2015）：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