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利异》：实行法治是保护君主与臣子利益的必然选择

【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十九篇《饰邪》，题目为编者所加。韩非子通过对“公义”与“私义”两个概念的辨析，揭示了君主和臣子之间相互算计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在这种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关系下，韩非子认为君主想要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唯有实行法治。

【原文】

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①；必行其私②，信于朋友③，不可为赏劝④，不可为罚沮⑤，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⑥，公义行则治⑦，故公私有分⑧。

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⑨，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⑩，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

君以计畜臣⑪，臣以计事君⑫，君臣之交⑬，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⑭，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⑮。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⑯。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⑰。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⑱。

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⑲，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⑳。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五《饰邪》）

【注释】

①义，职责。②私，私心。③信，取得信任。④赏劝，用赏赐鼓励。⑤罚沮，用惩罚阻止。沮，阻止。⑥行，流行。乱，混乱。⑦治，安定。⑧分，区别。⑨修，好。洁，使……干净。修身洁白，即洁身自好。本句中第二个“行”字当删除，据刘文典说。⑩污，玷污。行，行为。从，通“纵”，放纵。⑪计，算计。畜（xù），蓄养。⑫事，侍奉。⑬交，交往。⑭情，真实想法。⑮亲，亲近。⑯合，结合。⑰第一个“为”字，因为。第二个“为”字，做。⑱威，威慑。⑲察，明察。⑳卑，卑下。贤佐，贤明的臣子。明，分明。审，察。

【品读】

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韩非子“法术”理论中反复言说、时时强调的内容。因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秩序，要推行法治，必须得通过君主，舍此别无他途，故而韩非子始终将君主作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

我们现在谈到先秦法家思想，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法家所主张的“法”，是针对广大民众的枷锁，而高高在上的国君则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至少韩非子的理论设计不是这样。在韩非子看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君主必须先要明白“公”与“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彰明法令，舍弃私人恩惠。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战国时代，国家当然是君主的国家，但他在自己所统治的国家里应该尽力追求统治的公平、公正，而不是根据一己之好恶滥用私恩，因为从统治的长治久安考虑，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在韩非子的思想中，并不缺少对君主的制约，尽管它透出一种理性劝诫和柔性约束的味道。

韩非子认为，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君主责无旁贷的担当，属于公义；竭力追求私利，致力于获得朋友的信任，这是臣子谋取私利的表现，属于私义。君主对于私义必须要严加限制，否则将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周朝姜太公的做法为后世树立了榜样。(www.xing528.com)

当初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东海边上有两个隐士，名叫狂矞、华士。他们做人的宗旨是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自己耕作，无求于人，不图名声，不需俸禄。于是姜太公派官吏将其捕杀。周公旦在鲁国听到此事，派人责问姜太公为什么刚刚有了封国便残杀贤士？姜太公说这两个人既然不臣服天子，那就不能把他们看作臣子；既然不结交诸侯，那就不能派他们出使；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不求助于别人，那就不能用赏罚来勉励或约束他们。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君主所用；他们不接受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能，也不能为君主立功。他们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先王之所以能驱使臣民，不是依靠爵禄，就是依靠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要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假如现在有匹马在这儿，看样子好像是良马，但驱赶它，它不上前；制止它，它不停步；叫它左，它不左；叫它右，它也不右。那么即使是低贱的奴仆，也知道这匹马指望不上。而狂矞和华士自以为是贤士，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卖力，他们无法成为明君的臣子，就像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自己当然要杀掉他们。

这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从侧面反映了法家思想的专制特点。法家学者在追求整齐划一之中的确实现了高效率，但同时却失去了多彩与包容。不过，私义如果蔚然成风，国家就会混乱，公义大行其道，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区别“公”与“私”，还是完全有必要的。

这是从君臣对举的角度来区别“公”与“私”。

在韩非子看来，作为臣子，既有私心，又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是臣子的公义；玷污品行而放纵私欲，是臣子的私心。如果遭遇明君，臣子就克制私心、蹈行公义；如果昏君在上，臣子便践踏公义、妄行私心。所以说君臣本来就不是一条心，君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才蓄养臣子，臣子是为了贪图君主的利益才侍奉君主，君臣之间的交往，说穿了就是相互算计。因此，危害自身却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却有利于臣子的事情君主同样是不干的。“君臣之利异”，“臣利立而主利灭”（《韩非子·内储说下》），君与臣的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但是君没有臣就无法进行统治，臣没有君就无法得到爵禄，双方既互相算计，又必须相互依存。因此，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被定位成相互算计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当然，也有臣子遇到国家危难时，竭尽才智和力量。对于这种特例，韩非子认为这是国君实行法治造成的必然结果，与臣子个人的德行品质并无关系。

这是从臣子兼具公私之义的角度来探讨“公”与“私”。

总体而言，无论是君主对公义的坚守，还是臣子公义与私心之间的游离、转换，都与法令有着密切的关系。韩非子认为，一旦君主做到赏罚分明，百姓就能拼死向前；百姓能够拼死向前，国家的兵力就会强盛，君主就会变得尊贵。如果君主刑赏不分明，就会有百姓无功而获得利益、有罪而侥幸免罚的现象发生，这就必然导致国家兵力弱小，君主地位卑下。正因为先王做到了赏罚分明，先王的贤臣们才能够竭力尽心以辅佐君主。

韩非子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他认为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既然先王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先王的做法成功了吗？为什么成功？既然成功了，那么当代的君主应该怎样去做？于是，本文结束之处，才是作者用意的真正开始。明公私是第一步，察法禁是第二步。只有弄清君臣之间关系的本质，明白实行法治的必然性，才能沿着先王走过的“法术”之路，抵达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彼岸。

【扩展阅读】

导言：在韩非子的思想中，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利益不同，所以他认为臣下没有一个是忠诚的。作为君主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时时、事事都需要防微杜渐。“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中，吴国大臣伯嚭写给越国大夫文种的信件，表达的正是“君臣之利异”的观点。

患　越

越王攻吴，吴王谢而告服，越王欲许之。范蠡、大夫种曰：“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太宰嚭遗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越与吴同命。”（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十《内储说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