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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专家崛起!文物鉴定实践成果脱颖而出

时间:2023-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般情况下,地方文管所和国营文物商店充当文物鉴定的角色。与体制内理论派文物鉴定专家截然不同的是民间实践派草根专家的崛起。一些务实的民间收藏人士从大量标本、长期古玩市场磨炼、大量多层级的高仿品对比研究入手,用自己的血汗钱在长期的实践和实战中拼杀,用血和泪来积累自己的经验,从而练就了过硬的“毒眼”。体制内的文物鉴定专家根据目前法律,鉴定失误可以不负法律责任,顶多只是道义责任。

民间专家崛起!文物鉴定实践成果脱颖而出

俗话说,不是行家就当不了鉴定专家。一个文物考古专家,可以是文物研究专家,但他不一定是合格的文物鉴定专家。一个文物学院的研究学者,如果不注重市场研究和收藏实践,更无法胜任鉴定工作。文物鉴定是古玩市场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首先是辨别真伪,真伪都辨别不了,文物价值无从谈起。文物真伪的辨别是门大学问,民国时期的仿品多,造就了一批市场型的行家,解放后进入文博系统工作,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市场派鉴定专家。1949年至1980年的这30年当中,民众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文物收藏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个时期的仿古工艺品,除国家需要由一些国家专门机构仿制以外,市场上的仿古品除了老仿,新仿几乎绝迹。所以民间这个时期出现的文物,真品占绝大多数。一般情况下,地方文管所和国营文物商店充当文物鉴定的角色。这时候的文物专家只要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扎实,都可以鉴定文物。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从事文物造假。

1980年之后,仿制文物可以换外汇,并逐渐盛行起来,日本和港澳台地区首先成为这些仿制文物的受害者。随后国内收藏之风由境外刮到国内,景德镇、河南、陕西等地的仿制文物逐渐蔓延,各处的盗挖和盗墓之风也越来越疯狂。但是,我们的体制内文物专家并没有走出书斋而走向市场,即便“北魏陶俑”和“唐三彩”成为当时文物专家打眼的笑柄,体制的僵化和许多文物专家闭门造车的普遍风气,加上怕冒打眼的风险,使得市场文物、高仿文物与体制内这些文物专家隔绝起来。更可悲的是,一些文物研究专家和考古系统的文物专家利用单位的职务头衔开始走穴,为民众鉴定文物。开始很多仿品被他们鉴定成到代文物,后来受到很多质疑,为保险起见,与博物馆不一样的文物统统都鉴定为赝品。用一位曾经走穴鉴定文物专家的话来说: “那个时候,仿品越来越厉害,真假确实难以区分,鉴定文物只有察言观色地瞎蒙了。”

与体制内理论派文物鉴定专家截然不同的是民间实践派草根专家的崛起。一些务实的民间收藏人士从大量标本、长期古玩市场磨炼、大量多层级的高仿品对比研究入手,用自己的血汗钱在长期的实践和实战中拼杀,用血和泪来积累自己的经验,从而练就了过硬的“毒眼”。真正地验证了那句名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制内的文物鉴定专家根据目前法律,鉴定失误可以不负法律责任,顶多只是道义责任。这也导致这一群体业务水平进一步退化。而民间一些务实收藏者首先得为自己负责,一旦打眼就意味着经济遭受损失和圈子里名誉损失。在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高仿制时期,面对真假难分和很容易“走眼”的实物,没有很强的判断力——“毒眼”,那就很难完成他的工作职责。(www.xing528.com)

而考古发掘就不同了。考古面对的是野外、原始的古迹,出土的文物(除个别外)基本是真实的东西。只要求面对实物进行断代、分析和归纳,并尽力完整地取出来将它保存修复,然后从历史和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它的历史性、艺术性、政治意义、民俗习惯、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工艺和艺术价值等等。一时存在的问题解决不了也没关系,可收存起来查资料找答案。再不行,可借助科学的手段迅速断代。十年八年也不怕,将来再下结论也无妨。不过,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些考古领域一些务实学者也广泛地和民间务实派交流。双方取长补短,理论与实践结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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