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于西学的接受已然由被动变为主动。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批译著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1898年，《天演论》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书籍。《天演论》出版后，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思想革新的浪潮。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警句，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话语。此时期的陈独秀亦没有错过这股从西方吹过来的新风，《天演论》的阅读，为后来陈独秀大摇教育革新之旗奠定了基础。“陈独秀早期的进化论思想，是从严复的文章和译著中吸取的，尤其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1]概言之，与政治层面的求“新”相一致，彼时的陈独秀被文化层面的更新之风气熏陶、感染。
19世纪末，政治、文化等社会层面的改革是与教育层面的革新同步开展的。晚清时期，一大批接受新思想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教育在文化宣传、思想传播等方面的作用。康有为曾针对彼时的社会现实指出“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认为社会不安和政权不稳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不当，认为彼时社会的不堪景象与不重视教育关系重大。梁启超“开民智、育人才”的观念所体现的亦是启蒙民众、培育人才的重要作用。借着对教育作用的体会与分析，康有为明确主张“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2]，认为革新教育是开创新风气，进而救国救民的关键。与康有为一道，梁启超亦十分重视教育革新对于改变国势的重要作用。在梁启超看来，晚清中国的弱势地位正在于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陈旧及落后。“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3]革新教育被梁启超视作改变国运的重要途径。
重视教育改革是晚清维新人士的共识。针对彼时的教育状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人士认为，革教育之“旧”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晚清时期的教育是对几千年来传统旧教育的继承，其中最为“陈旧”者当属以八股考试为取士标准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制度自隋朝实施，至唐宋达至发展的鼎盛期，宋以后尤其明末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开始逐渐显露，至晚清时期，科举制度大势已去，有识之士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诸多维新人士强烈贬斥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旧教育”。康有为认为“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不考地球各国之事”[4]，并将割地、赔款、国弱、民贫等都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梁启超的观点同于康有为，认为革新教育是振兴教育的前提条件，并主张革新教育的首要步骤是废科举。在《论科举》一文中，梁启超指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变科举为第一义。”将科举废立视为国家兴衰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废除科举在晚清时期是革新教育的主要体现，围绕着科举废除问题而展开的论证，体现出晚清革新教育的迫切性。(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并集中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的革新。在戊戌人士的推动以及维新思想的影响下，晚清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革旧、求新的大态势。此种社会现实对于陈独秀思想的冲击力不可小觑，为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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