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纷杂的思想学说和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充斥着社会的文化领域。彼时，知识分子对于各种社会学说，都持有一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态度。毛泽东的一段回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杂芜的思想环境。“在这个时候（1918—1919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3]
来自西方的各种学说的内容是否适应各流派的需求、是否与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相契合，成为影响各学说宣传程度的重要因素。
整体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是迷茫的，对各种思想的理解也是浅薄的。在各种学说混融浇灌的文化状况下，青年们所受的影响自然也是良莠不齐的。如毛泽东在此时便“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4]；邓颖超在回忆“五四”时，亦曾表示当时的他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5]
彼时社会中，“主义”繁多，个人所信仰的主义、所秉持的观念在一夜之间都可能发生变化。面对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年过四十的陈独秀几乎与当时所有的知名“主义”都有联系。在这一阶段中，各种学说观念在陈独秀的头脑中翻涌碰撞。
“无政府主义”是最早传入中国，并对陈独秀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思想。除了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学者的宣传外，一系列的革命学校、学会以及报纸杂志和革命书报等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宣传和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其中引起广泛反响的刊物有《国民报》《苏报》《直说》《浙江潮》《警钟日报》等，书籍有《猛回头》《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警世钟》等。尤其是“苏报案”发生之后，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进行了大力的宣传。革命派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教育阵地开展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提供了现实条件。
辛亥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高潮，各地纷纷建立起无政府主义的教育组织，包括“学社”“学会”“工读互助团”等。这些团体组织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外，亦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是无政府主义对青年实施教育影响的重要阵地。
无政府主义学说中，“乌托邦性质”的学说内容决定了无政府主义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青年知识分子崇拜无政府状态，向往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将无政府主义描绘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的目标。浩浩荡荡的革命浪潮，涤荡着青年们懵懂的头脑，陈独秀作为后起一辈中的佼佼者，自然是最先受到影响，也是最为主动地吸收革命思想的一个。
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至1910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便以“新思潮”和“社会主义”作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刘师复的文章《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特色鲜明地表述了无政府的主张：
其一，“传播主义于一般平民”。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劳动与互助是人类的本能，主张通过教育感化的手段使人们相信无政府主义。
其二，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鼓起“众人起事”的风潮。他认为依靠无需任何组织领导的“平民大革命”，消灭国家政府，无政府主义社会便能建立起来。
整体而言，在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重视无政府主义的。改良派注重的是无政府主义，主要是通过借助教育而改造社会的建设手段；革命派注重的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推翻专制政权的破坏手段。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除了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左右陈独秀思想的还有严复所推崇的进化论。曾为西方文化传入做出重要贡献的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也是坚持无政府主义教育主张的重要人物。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力已荼，民智之卑，民德已薄”，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6]的救国自强的举措。严复的“教育救国论”与无政府主义的“教育感化说”在方法上存在许多相通之处。
严复是进步青年、学者跟随的精神导师，他翻译了大批资产阶级政治和科学理论著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诸多翻译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翻译、介绍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天演论》深得青年一代的推崇，通过阅读，青年们纷纷接受、宣传“物竞天择”的进步思想。作为深受进化论影响的青年之一，《天演论》风靡之时，陈独秀正就读于杭州求是学堂。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陈独秀一直以进化论为其改革教育、改革社会的指导思想。他把生物进化论看作“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7]的三大近代文明之一，认为《天演论》之所以能够引发国人的思想共鸣，是因为它为迷茫的中国开启了变革的方向，并较早地从思想上探索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借着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陈独秀汲取了其中的营养，并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拓展到伦理、文学等诸多思想文化领域。
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深深震撼了陈独秀，在他看来，中国想要进步、走入强国之列就要“除旧布新”，坚决摒弃一切不合时宜、不利于发展的封建诟病。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民族的竞争中取胜，在社会的进步中富强。正如严复在《天演论》所阐述的那样，符合“天演”，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因循“天不变，道亦不变”，墨守成规，就会被“天演”所淘汰。
此外，陈独秀特别赞同严复提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他认为欧洲民众正是在“以人胜天”的观念下“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8]，才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和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刻体悟，形成了陈独秀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绝不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变革现状的行为风格。
其实，许多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们接受更多的亦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且同样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和宣传。“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全面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李大钊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文章，是对无政府主义认识的集中体现。在文章中，李大钊把“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同时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9]的途径。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客观详细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同样坚持把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即阶级竞争与阶级互助结合起来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仅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长期接触，并曾一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一些社会活动。诸如1922年，陈独秀写下《同盟会与无政府党》一文，表达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情。尽管陈独秀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确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陈独秀对以建立工学结合的小团体为主的社会改造方式的支持和认同，明显地体现出温和的改良主义倾向：
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10]
随着无政府主义团体活动的相继失败，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开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失效，促使陈独秀开始反思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的思想，以及其本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并逐渐从对无政府主义无意识的同情和接受，转变为客观理智的反思和批判。
在对无政府主义本质的分析中，陈独秀认识到，以个人为本位，以“劳动”和“互助”为核心的、渐进的伦理建设根本不足以动摇整个社会制度，只有革命才能对社会制度进行整体颠覆。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与舍弃，以及社会革命的认同，一方面源于对无政府主义本质的体认，另一方面则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在彼时中国的影响力，已逐渐盖过无政府主义，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