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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经营变迁:起源、演进与趋向

时间:2023-10-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了兴办经济电台的热潮。作为办系列台的重要一步,广东电台首先把广东二台改办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广东电台的启示下,天津电台从1987年3月起对广播节目进行宏观的、整体的改革,按照系列布局的原则,将四套中波、一套调频节目分别设置为五个分台。系列台的创建使得广播播出面貌焕然一新,广播节目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生动,在多地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

中国广播经营变迁:起源、演进与趋向

陷入艰难境地的广播开始在夹缝中寻找出路。效仿“珠江经济台”,筹建经济电台成为一股热潮,在此基础上多地电台开始不约而同地选择筹建多层次、多功能的系列广播电台,进行全台所有频率的整体布局。

在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了兴办经济电台的热潮。从1988年到1991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国已经有了14家经济广播电台。[4]大多数经济台都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同原来的大综合台相比,收听率大大提高,约有1/3的台还出现了“轰动效应”。经济台不但通过播送广告取得收入,还开展咨询服务、信息经营、实业开发等活动,电台变成经营者或者生产者中的一员。随着节目收听率的提高,许多台的广告收入明显增加,经费基本自给或全部自给,从而为电台走自我发展道路探索出了一条通道。比珠江经济台晚几年出现的各地经济台不仅在宣传业务方面进行了改革,而且对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行政后勤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经济台的创建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它的诞生,又为广播宣传如何服务市场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的广播传播媒体本身如何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他分台借鉴经济台的经验,从办节目到经营管理,都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5]

在成立经济台的基础上,一些拥有多个频率资源的地方电台,办起了不同定位的台,形成了“电台系列”。“系列台”的概念最早由广东电台提出,1985年广东电台开始着手以“台”为单位的总体节目改革,改革的目标是:经过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将广东台的六个台(即六套节目)办成多层次、多功能的系列电台,例如,办成综合台、经济台、艺台、教育台、外语台,等等,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听众多方面的需要,同时也使听众在同一时间里可以选择收听不同内容的广播。作为办系列台的重要一步,广东电台首先把广东二台改办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广东电台的启示下,天津电台从1987年3月起对广播节目进行宏观的、整体的改革,按照系列布局的原则,将四套中波、一套调频节目分别设置为五个分台。五年多来,又经过四次较大的节目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到1993年共设有新闻、经济、文艺、教育四个中波台和音乐、文艺两个调频台。[6]上海于1987年6月推出了一局五台三中心的新体制,初步实现了系列台的构想,到1993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成立了新闻综合台、文艺台、音乐台、市场经济台、交通信息台、外语教学台、英语台、浦江之声八个系列台。[7](www.xing528.com)

其他具备条件的少数省、市纷起效仿,开始酝酿开办系列台。相比广东、天津、上海,北京电台的系列台筹建工作起步较晚,但行动迅速,1990年开办了经济台,随后从1993年起相继创办了新闻台、音乐台、儿童台、交通台,1994年又开办了文艺台、教育台,“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口气”完成了系列台布局,形成七套播出频率七个专业台的播出格局。广东电台虽设想较早,但布局形成略晚,到1995年初步建成含珠江经济台、音乐台、卫星台、文艺台四个台以及羊城交通台、教育台和股市台在内的系列广播格局。

“我们的广播要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服务,要满足新形势下不同职业、不同层次听众的多种多样的需求,就不仅需要不断调整或增办一些节目、栏目,也需要开发利用广播的多种社会功能,增办一些专业性或专向性服务的台”[8],建立专业化的系列台,表面看只是宣传改革,但实际上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广播向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广播转变奠定了基础。[9]频率资源是电台的宝贵财富,“作为电台的最大优势、最大财富、最大的开发恐怕莫过于频率的开发”,此时我国的广播电台大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办台结构,系统内部重复劳动现象严重,面对广播发展的低谷,必须加强对自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系列台的创建使得广播播出面貌焕然一新,广播节目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生动,在多地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新华社刊发报道称“似乎一夜之间,北京平添了许多广播迷,京城广播火了起来”,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京城广播东山再起》的长篇报道,指出“1993年,京城广播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一时间,经济广播、新闻广播、音乐广播的节目成了首都新闻媒体和热心听众热议的话题。1994年的社会调查说明,在首都北京,天天收听广播的人达到了83%,1993年国内外有7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北京台,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10]北京电台的社会效应是当时各地电台改革引发强烈反响的一个缩影,在很多地方,广播复苏的迹象显现,受到民众的欢迎。广播播出时段资源得到丰富,日播音时间实现翻倍增长,很多广播频率实现了24小时播音,更多的节目由录播改为直播,热线电话广泛应用到节目中,广播节目从内容编排到传播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播体制的初步转换,广播频率资源的初步优化,广播规模的初步形成,为电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创造规模效益创造了条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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