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师生关系及政治观点分歧

在反复辟的过程中，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又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但这一次与维新时期不同，维新时期的康梁关系被世人传为佳话，这一次两人的关系则发展到公开决裂的程度。当年的师生，当年的战友，在反复辟的关键问题上，两人分道扬镳，形同水火。

关系的决裂当是康有为一意孤行所导致。对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态度都是持反对立场，但两人的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梁启超是从赞成共和反对倒退这一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康有为的赞成讨伐袁世凯则只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对恢复大清正统却是情有独钟。1916年3月，梁启超决定前往广西策划两广独立，派人前往康有为处辞行。康有为对梁启超此举甚为嘉许，然接下去便大谈起他平昔所主张的复辟论，公然提出了复辟清室的主张，并且请来人转告梁启超，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令来人咋舌，师生关系的紧张因政治主张的分歧已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康有为首先以师生关系为挟向梁启超提出了警告，这显然已非一日之寒。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康有为迫不及待地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上刊登了《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鼓吹清室复辟。梁启超对此思考了一个月，虽然没有关于梁启超思想踌躇的材料，但一个月的沉默时间足可见梁启超在感情上的抉择是痛苦的。5月4日，梁启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辟复辟论》，对康有为的复辟言行进行了公开的抨击，直斥“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22]。接着，梁启超又为滇、黔、粤、桂四省都督起草了一份反复辟的通电，坚定地宣告：“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继尧等即视为蔑弄《约法》之公敌，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23]

但是，康有为依然一意孤行。1917年7月，他协助张勋从故宫中抬出了清废帝溥仪，宣布恢复大清帝国。梁启超闻讯，不仅立即加入段祺瑞部队参赞其反复辟的军事行为，而且发表了《反对复辟电》，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首选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批判的锋芒直指张勋和康有为等复辟势力。有人对梁启超的这一做法感到惊讶，劝他为老师留点面子，梁启超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24]对这一做法，康有为是绝不能接受的。他不能理解昔日的弟子何以敢与老师公开对抗，用“恼羞成怒”来形容此时的康有为是最恰当不过的。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不去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将一肚子火气全部发泄于梁启超身上。他用十分恶毒的语言写了一首诗，咒骂梁启超违背伦常，禽兽不如。至此，两人的关系已是彻底决裂。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是耶？非耶？历史对此恐怕没有更多的异议。人们对此感兴趣的话题多是在维新时期被誉为佳话的师生何以会走向分裂，而从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恐怕更值得人们咀嚼。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师生关系是以思想与政治观点的一致为基础的。维新时期的康有为站在时代潮流的谷峰浪尖，叱咤风云，其思想其胆魄在当时都对国人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而年轻的梁启超信奉着这一启蒙思想，崇拜着这一政治理想，故而他对康有为的追求几乎可以用“亦步亦趋”来形容。他自己也说“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便可见这一时期师生关系的亲密无间了。(www.xing528.com)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导致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迅猛异常。这里便向近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而又十分严峻的问题，即人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里讲的心理准备是广义的，它包含时代眼光、知识结构等要素。所以更准确讲，应该是人们的素质更新是否适应了近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当康有为、梁启超们向社会疾呼广开民智之时，素质更新的问题同样也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

康有为拒绝了素质更新。他为维新运动时期的成就所陶醉，以“先知先觉”自居，以“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自负。在流亡海外后，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而故步自封，康有为思想便开始趋于僵化保守。而梁启超则与他恰好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养料，并以现代思想、现代理论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他与康有为的思想距离便由此反向拉开，师生之间的思想裂痕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迅猛变革的时代潮流之中，一个坚持思想“不必求进”，一个“以冲抉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这就根本动摇了康、梁师生关系的思想基础。于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人自然便想不到一块儿，谈不到一块儿了。在流亡海外之时便出现了梁启超对康有为尊孔保教思想的“屡起而驳之”之举，出现了梁启超联合韩文举、欧渠甲、唐才常等“康门十三太保”劝康有为退出政坛，主张共和之举。辛亥革命后，对共和政体的看法两人又出现分歧。康有为根本反对共和政体，他抨击国会、政党，斥责自由平等，讥讽代议政治。虽然这其中有不少言论是针对袁世凯独裁政治而言，但他的立场绝对不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而是梦想着恢复前清的帝制。梁启超则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之下，放弃了“虚君共和”的方针，对既成的民主共和政体予以默认。虽然他对民初的政治现象也心怀不满，但他的立足点是要建立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民主政体，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目标的不同，自然导致了行动的分歧，自然也产生了诸多的指责和不满。而一旦面临复辟与反复辟这个关键问题，两人的公开决裂便不可避免了。

康有为对梁启超公开对抗的做法不能理解乃至恼羞成怒，又与他死抱着传统的师生观有直接的关系。传统的师生观脱胎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雇佣关系，它是宗法血缘制度的变种。师傅收徒弟，贵族养游士，老师招学生，都蕴涵着一种人身依附的契约关系。随着君主专制政治的影响，这种借师生之名而行党派之实的风气愈演愈烈，学生对老师的绝对服从几成教育界的铁律。康有为习惯以“先觉”对待国人，对弟子更是如此，居高临下，唯我独尊，大行家长作风，弟子稍有不同意见，动辄训斥责备。梁启超曾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25]康有为喜欢看到梁启超“得书辄怦怦自省”的服从态度，习惯了梁启超“熟诵数次，汗流浃背甚矣”^[26]的虔诚之情。梁启超所谓“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的情景，足可见康有为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是一副专横跋扈的心态。在近代社会迅猛变革的形势下，欲以此维持师生关系，自然经不起时代的风浪。

梁启超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对待老师的态度上又一次鲜明地体现出来了。梁启超并非忘恩负义之人，他尊敬康有为，尊重康有为。康有为70岁生日，梁启超用真挚的情感写出了情文并茂的寿联和寿文，并毕恭毕敬地亲自以楷书书于寿屏。康有为逝世之后，梁启超对老师的评价和崇敬之情依然不减。但是，在真理面前，在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关键问题，梁启超认为含糊不得。他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依然说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27]这就是梁启超对老师的敬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