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胡适观点非科学性批评的学术分歧

一、对俞平伯、胡适的非科学性批判

为了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相应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唯物主义的宣传，并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

这次批判运动是从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开始的。

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的研究。1952年9月，他把1922年出版的旧著《红楼梦辨》增删后，以《红楼梦研究》为名再版发行⁽⁴⁵⁾。1954年3月，他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在这些论著中，余平伯做了许多辨伪存真的考证工作，思想认识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坚持原先的观点，认为《红楼梦》的主题不是批判封建制度，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作品的基本观念是“色”与“空”。1954年9月，两名青年文学爱好者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批判俞平伯观点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文艺报》，文章未被采用，继而由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⁴⁶⁾。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又发表他们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他们的文章认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和“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出发，否定了《红楼梦》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用繁琐考证的方法把人们引向了不可知论，其思想根源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李、蓝的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成为发动一场批判运动的契机。9月，毛泽东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委托江青转交《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而周扬等人却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嗣后，《文艺报》虽然转载，但却由主编冯雪峰加了一个语气平平的编者按。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10月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员，称赞李、蓝的文章“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严厉批评某些人“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错误；提出要批判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⁴⁷⁾。(www.xing528.com)

毛泽东的信，把《红楼梦》研究中的正常学术争论提高到同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和是否“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高度，使文艺界受到巨大的震动。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首先作出反映，召开了有俞平伯、蓝翎等60多人参加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会议虽然指出俞平伯沿袭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但不否认与俞平伯的分歧属学术问题。

10月28日，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修改之后发表的，题目也为毛泽东所定。文章以严厉的口气质问《文艺报》的编者：“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指责他们对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这就把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争论由文艺界扩大到社会，并且把问题提高到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高度。

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群众运动开始了。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8次联席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的“唯心主义”观点，揭发《文艺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并决定改组其编辑部，重新制定办报方针。于是，主编冯雪峰在新的编委会名单中被降为一般编委，而副主编陈企霞则被除名。同时，全国各地报刊、文教部门、高校文科系、文艺和科研团体、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召开座谈会、批判会。这场批判运动直到当年12月底方才告一段落。

根据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的指示，对俞平伯的批判很快发展成为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的文章。文章指出，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由于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涉及到许多学科，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胡适的批判，很快从文学艺术领域扩大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建筑学、医药学等各个领域。至1955年春，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共发表批判文章200多篇。此外，各地还召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会，在各个方面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这是一场按照领导意图和早已确定的结论而开展的政治声讨性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的学术探讨和冷静的客观评论，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