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与现代学思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文字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塌地做清朝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却自限于清代小学的旧樊篱，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1]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罗、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他则斥甲骨文为伪造；[2]汪荣宝借佛经译音等资料考订古音，为音韵学另辟新径，他又指责为“浅者且取异域侏离之语以求古音”。[3]号为文字音韵学权威，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4]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5]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6]，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7]

按：黄侃（季刚）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却在四十九岁病亡。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不足，现代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对他都有批评。[8]他去世时，杨树达在日记里更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9]此谓黄氏即不早逝，亦未必能有大成，虽极苛刻，亦甚中其病。故将黄氏拒于梁山泊之外，仅附记于此。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10]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玛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11]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玛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注　释：

[1]傅斯年曾激烈地批评章氏“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www.xing528.com)

[2]参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页56-59；傅杰《章太炎与甲骨文》，《聆嘉声而响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按：钱穆亦欲抹杀甲骨学、语言学乃至考古学的价值，有言：“试问研究龟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话方言，又与治中国史具何关系？治龟甲文过于旧，治语言学又过于新，新旧相冲突，惟具是模仿西方，则不知觉。……乃又提倡考古之学，此诚中国近世一可悲事矣。”（《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考古学》）钱氏的心理实与章氏略同，盖自我中心，己所知所为的学问方有意义，而己所不解不能的学问便无意义，天下事有是理乎？

[3]《音韵学通论题辞》，《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下。

[4]《自述学术次第》。又，章氏与龚未生书亦云：“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章太炎书札》，据倪伟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155）其意亦同。按：新派的胡适对《齐物论释》也评价甚高：“……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按：以上三篇见《国故论衡》）、《原墨》、《订孔》、《原法》（按：以上三篇见《检论》）、《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明见》、《原墨》、《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今细看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大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但其也不免比附格义，故梁启超称誉中仍不无保留：“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清代学术概论》）汤用彤甚至私下批评：“参考章太炎先生的齐物论释，要特别小心，他在乱扯！”（据王叔岷《中国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慕庐演讲稿》，收入《慕庐论学集》；《我与斠雠学》，《斠雠学[补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49；《慕庐述学》，《慕庐忆往》附录）

[5]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又《先君逷先先生年谱》，《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页176。详见朱元曙《章门“五王”轶事》、《朱希祖与钱玄同》；另参任友安《鹧鸪忆旧词·余杭章炳麟太炎先生》，香港天文台报社1990年版。

[6]任友安《鹧鸪忆旧词·余杭章炳麟太炎先生》。

[7]熊十力中年学佛，改名“十力”，“十力”原指佛祖或菩萨具十种超凡智力；又熊氏著作多署“黄冈熊十力造”，所谓“造”，在印度唯被尊为“菩萨”者才敢用，他甚至直接自称“熊十力菩萨”（参石峻《熊十力先生的学术道路》，《玄圃论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元化《记熊十力先生二三事》）。康自称“圣人”，章自号“天王”，熊自命“菩萨”，三者恰相映成趣。

[8]林语堂指黄氏的古音十九纽说为“循环式论证”、“以乙证甲，又以甲证乙的乞贷论证”（《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民国22年版）；张世禄承林说，亦称黄说为“循环式的乞贷论证”（《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下册页316）；王力更将“古本韵”学说批评得体无完肤（《黄侃古音学述评》，《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此外，李方桂谓黄氏未做过任何古音构拟的工作，而且“没有出过什么有影响的书”（王启龙、邓小咏译《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50、页79）；周法高也说：“研究中国语言的必需通晓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黄季刚先生的二十八部（晚年又分为三十部），把阴阳入分立，是相当有道理的，在中国音韵学史是有地位的；但是他的一四等为古本音的学说就不合语言学原理。”（《何谓汉学》，收入《汉学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65年版）而王静如则称之为“音韵学中之神学”，指“他是总结清儒一些材料，加以排列分析，其功不可没。但择韵目故弄文字游戏有如棋奕之伎，实出科学之外”（《汉语音韵学雅言》，见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按：近时李开针对林语堂、张世禄之说，否定黄氏是循环论证，但却认为黄氏关于古韵二十八部划分乃参照钱复（玄同）的《韵摄表》，而钱说又来自高本汉（《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高本汉和他的汉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古音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若如此，黄说不仅继承戴震，亦暗袭高本汉矣。

[9]《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06。按：后来杨氏又有言：“读王静安《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黄侃不能到也。”（《积微居回忆录》，页208）亦可见杨氏对黄侃的轻蔑。

[10]《章太炎先生家书》，据《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页155；又见曹聚仁《章太炎先生》，收入《追忆章太炎》。按：章氏在光绪时已称：“上天以国粹付余……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太炎文录初编·癸卯狱中自记》）固早已自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人矣。黄侃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表示：“余于中国学术，犹蜂腰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游寿《敬业记学》，《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亦得其师之狂。又，熊十力亦云：“上天以斯文属余，遭时屯难，余忍无述？”（《读经示要·自序》）则与章氏“上天以国粹付余”的口吻又何其类似乃尔。

[11]据龙应台《干杯吧，托玛斯·曼！》。按：余光中曾说：“中国人只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民族，就可以像托马斯·曼那样豪语：‘凡我所在，即为中国。’”（《此生定向江湖老》）余英时近年亦接过托马斯·曼的话头，慨然表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凡此皆意在强调在海外存续故国文化的情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