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开始，到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在中国信徒和文人学士中流传。这些汉译佛经，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影响了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发展，而且以其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给予中国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如许理和所说：“佛教曾是外来文学之影响的载体。”或者说，佛典的翻译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熙载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 这是说，佛书传入中土，推动中国文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佛典翻译文学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将佛经的翻译视为“翻译文学”来讨论，认为汉译佛典本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新创的文体，并且这种新创的文体也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胡适认为佛经的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他进一步指出：（1）由于译经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2）佛教文学最富想象力，启发了中国浪漫文学的产生。（3）佛经的故事、小说、戏剧形式，以及韵散夹杂的文体，对后代小说、弹词、平话、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49]
梁启超对佛教翻译文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150]
从梵文或西域文字翻译出来的汉语白话文体的佛经，通俗易懂，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上的一股清新之风。张中行指出：
外文的佛典翻译为中文，不得不受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外文有外文的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为了忠实于原文，不能不保留一些异于中文的风格。另一方面，佛典译为中文，要求多数人能够理解，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于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丽的骈体写。还有一方面，佛教教义是外来的，想取得上层人士的重视，译文就不能过于俚俗，因而又要适当地采用当时雅语的表达方式。这样，佛典翻译就逐渐创造出一种雅俗之间的调和中外的平实简练的特殊风格。[151](www.xing528.com)
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宗教哲学著作。但是同一般的哲学著作相比，佛典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含有浓厚的文学成分，用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表达。道理虽然是深奥的、玄远的，却常常写得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能够引人入胜。虽然是用严肃的态度阐明切实重要的道理，却写得文字优美，形象生动。它们经常用比喻，使抽象的道理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比喻形容人时，常常利用描绘，利用对话，显示出音容笑貌，还适当地运用修辞技巧，使其读起来显得绚丽、匀称。许理和指出：有记载的第一位译师安世高系统地翻译佛典“标志着一种文学活动形式的开始，而从整体上看来，这项活动必定被视为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成就之一”[152]。
佛教在弘法和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吸引和教化芸芸众生，允许宣讲者采用多种多样、灵活有效的形式、方法，佛教把这些手段统称为“方便”，并对这种“方便”极为重视。《法华文句》卷三说：“又方便者，门也。门名能通，通于所通，方便权略，皆是导引，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功由方便。” 就是说，众生的度脱和对佛教真实根本的认识，其功劳都在于方便。离开了方便，佛教就无法向广大众生展示其诱人的魅力。然而，佛教在初期（即小乘阶段），对“方便”的运用是有限制的。据说，佛陀及部派佛教时期的比丘，学习佛教教义和传教所用的语言是有限制的。原始佛教不允许比丘们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教教义，它也没有规定哪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它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原始佛教的传播者们在面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民众时，不能用那些古雅的语汇、抽象的说理等形式进行讲说，而是采用浅显的、接近口语的语言，通过讲故事和寓言的形式，把抽象的佛教理论具体化、形象化。这样的故事和寓言越富有情节、越完整，叙事性越强，其感染力和威慑力就越大。因此，原始佛教极为注重把佛教教义叙事化、故事化。
大乘佛教兴起后，主张普度众生，认为凡是有利于众生皈依佛教的方便均可运用。随着更多的婆罗门皈依佛教，佛教队伍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满足这些知识僧侣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佛教接受了典雅、古奥的梵文。于是，佛教经论中出现了大量的韵语和诗偈，故事和寓言的形式也由以前单一的散文体，加上了复述同样内容的字句对偶、音律谐和的韵文和诗偈。同时，佛经还保留了一些早期发生在天竺的史诗故事。这些文字优美、情节起伏、故事完整、叙事生动的佛教作品，颇富有文学色彩。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的文学技巧之娴熟，艺术趣味之浓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内容上，它多歌颂和赞扬善良、美好、勤劳、智慧、团结、友爱，极富有哲理性和教育意义；在形式上，它发扬了天竺古老的史诗般的叙事思维方式，结构完整，故事性强，艺术手法多样，富有艺术感染力。
佛典宣扬佛教教义，最常用记事文体。道理由具体的人解说，就显得切实易解。与一般的记事文相比，佛典叙事有它独特的风格。其一是形象生动。写人，着重描画他的音容笑貌，写物，着重描画它的形态构造，常常是精雕细琢，以求形象逼真。其二是想象奇妙。佛典最喜欢创造稀奇的境界，也最善于创造稀奇的境界。在这方面，佛典想象力的丰富是惊人的，它自由自在地驰骋，引导读者走入幻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优美的、富丽的、新奇的，而且是富于变化的，在这样的世界里遨游，会感到天外有天。其三是情节曲折。佛典叙事，内容常常是繁衍复沓、曲折多变的，这样就有情趣，有波澜，故事性强，能够引人入胜。以上这些特点使佛典的叙事文字富于文学意味。
大乘经中《法华经》被称为“经王”。此经一再说到“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的道理，其表现的重要特点之一即在利用譬喻说法。道宣总结说：“朽宅通入大之文轨，化城引昔缘之不坠，系珠明理性之常在，凿井显示悟之多方，词义宛然，喻陈惟远。”胡适也指出：“《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虽不是小说，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其中的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的影响。”[153]道宣讲的“朽宅”“化城”“系珠”“凿井”四喻，加上“穷子”“药草”“医师”喻，构成有名的“《法华》七喻”，这是用来说明教理的7个十分生动的故事。如“三世朽宅”“导师化城”等故事不论是观念还是文字，都已深入中土人心。《华严经》规模宏大，全经说法地点7处，场面8会，是充分发挥大乘佛教玄想性格的经典。这里说法的佛陀已不是通过修道成佛的沙门释迦，而是遍满十方、常住三世、总该万有的真理化身，十相具足的法身佛卢舍那佛。说法的对象不仅有佛弟子，还有众多菩萨、天神。其中展现了万德圆满、妙宝庄严、无限华丽神秘的诸佛境界，以至有人把它比作规模宏大的神魔小说。在第九会里，佛陀现种种神变，使诸菩萨得到无数大悲法门，文殊师利率大众辞佛南行，到福城东庄严幢娑罗林中说法，有善财童子一心求菩萨道，在普贤教示下辗转南行，寻访53位善知识，终于证入法界。《华严经》把大胆玄想的境界描绘得极其恢宏开阔，汪洋恣肆，是中土作品中前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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