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刊：揭示民之天和君子小人論

王夫之的人性或人道論是在與天道的關聯之下展開的，若以此为前提，則有必要先瞭解一下與天相關的“民”這一概念所具有的意義。天作为客觀支配力量，王夫之試圖將其分为五類，并試圖將人和民區分開來。[5]他所説的“民之天”類似於人心嚮背，是以民之聰慧、好惡、德怨等为表现形式的。他認为，理論上一定要重視作为“民之天”的“民之視聽”，并不可違背之。然而他强調，“民之天”并不認为百姓具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問題的主动性，而是依靠“聖人之見”才可解决。[6]這跟王夫之對普通群衆的智慧和判斷力，即人的能动作用持懷疑態度有關。

王夫之對“民之天”的關心既是“即民以見天”，又主張“授天以觀民”。這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論述中明確地表现出來。[7]此句原本是孟子在强調“民本”概念時引用的，王夫之試圖對此進行不同的解釋，即在“天視聽自民視聽”的概念之上設定了“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提出了有關“民視”和“民聽”的問題。他主張民意是不可信的，故應另立一種理來對之加以制約。對此，王夫之另外又提出“授天以觀民”的觀點。所謂“授天”就是“授理”的意思。在他看來，“民”之好惡與德怨不一定符合理致，故“为人上者”原本不得不重視民意，但也必須依據理來判斷民意的對與錯，不可只以“民”之“視聽”为標準。[8]王夫之的這種態度只是關注民意内容上的是非，而不是肯定民意本身的重要性。

即便如此，王夫之認为，事實上君主必須以民为根基，没有民則君主也不可能存在。[9]他認为能否恤民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10]王夫之提出恤民之根本在於重視民生[11]，解决民生問題在於讓百姓安定地從事本業，以解决其生活需求[12]。并且，作为對待民生的態度，他以“利民”和“厲民”为標準評價了善政和弊政。[13]值得注意的是，他認为在唐末地方割據的勢力中，對向百姓施德政的部分將官，不應以君臣之義對其進行譴責，而應该稱贊他们“为民之主”。他對昭宗時期的觀察使或節度使王潮、王建、楊行密等人實施的“養士愛民”“通商勸農”“賑饑救民”，以及順應民物之欲的德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4]這也説明了比起君臣之義，王夫之對“为民之主”這一德政的評價更高。因此，王夫之依天理使百姓的现實存在意義達到最大化，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www.xing528.com)

如此，王夫之對百姓這一統治物件的基本情感，雖然在以“即人見天”和“與天争權”为代表的天人關係説裏也明確地表達出來，但是，他認为應將禮所規定的尊卑等級和仁義的調節作用作为治國的根本理念[15]，這一點與君子小人論也是密切相關的。雖然君子小人論占據了儒學傳統的重要部分，但王夫之没有像過去的理學家一樣只從道德的角度來論證。他試圖從政治、社會、倫理、文化等整體結構上來理解君子和小人。也就是説，王夫之運用《易》并聯繫其意義，將小人和君子明確區分開來，即君子追求天理和義理；小人則不斷穿梭於兩者之間，只尋求肉體上的安逸和利益。君子確立道德主體性，并以此为中心，順其自然而不为物欲所动；小人則將唯利是圖作为信條，被物欲所驅使并無止境地追逐。故王夫之説《易》開闢了“天人合一”之路，而小人與此價值觀是絶對不符的。[16]由此，王夫之强調了人的品類及階級性差異。這種差異看似以“義利之辨”为基礎，實則對於差異的重點，他試圖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理解。同時，這一差異與皇帝專制及以德感化的民本有著密切聯繫。

與小人不同，王夫之對庶民的懷疑則與其自身的體驗緊密相關。雖然王夫之有時指小人和庶民是一致的，但他認为小人只是個别的存在；反之，庶民則是集體性的存在，其弊端更令人緊張。王夫之的這種緊張可以説是由小人的“犯上作亂”引起的。王夫之認为小人不同於君子，小人猶如牛馬蠶木天生就是被人利用一樣，小人只不過是命中注定努力为君子服務的存在。[17]小人天性邪惡，常常有不接受命中注定之命而犯上作亂的可能，故君子要始終有所防備才行。[18]因此，为防備小人的“犯上作亂”，王夫之關注了古今的治國之道和君民關係，并欲通過秦隋的滅亡、漢唐的興衰來尋取經驗和教訓。然而，如若小人作亂變成君为不善的話，庶民則會忘記君主的身份，而視其为雠人，那麼盗賊便會乘虚而入，做出殘忍的行为。[19]他認为應像後漢光武帝那樣施行“柔道”治理天下[20]，這才是解决這種混亂局面最理想的方法。這種“柔道”歸根結底是强化禮樂和教化，努力引導小人學習聖賢經典，從而不斷改造其性情。王夫之認为，這樣做在一定範圍内就可以消除他们“犯上作亂”的行为。當然，王夫之的這種主張與其説是他對百姓真正的同情，不如説是從站在與君主共同治理國家的士人立場上，對小人作亂帶來的社會破壞性所懷有的恐懼中而來。這從他試圖積极把握他们的现實作用這一點來説具有重要意義。[21]王夫之的這種積极態度對當代的为政者來説也极具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