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流行,以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文化受到了“科学知识”理念的挑战,科学知识取代形而上学知识成为社会的主导型知识,由此产生了三种变化与转折。
第一,科研服务于教学。科研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仅仅是使得“科研”在大学具有了合法性地位,并没有影响大学教学的地位,也并没有导致教学文化与科研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即科研也是大学的核心职能这一提法并没有改变大学教学的地位。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虽然也有表现,但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它与教学是一种混合、混浊的状态。1809—1810年,威廉·冯·洪堡组建柏林大学,随后提出了“科研为业”的理念。“科研为业”的理念主要是指大学要以“科研”为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专注于“创造性的学问”,同时明确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奠定了科研在近代大学中的重要位置。于是科研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科研在大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教学在大学中所占有的一直是基础性地位,大学最初就是为了知识的传播而建立的,因此,科学研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研讨班”,即少数或一部分程度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指导下,学会阅读文献、整理资料,并对学术前沿问题采取调查研究方法,从而组织一系列报告和讨论。随着科研合法性地位的确立,科研和教学的互动构成了“学术探讨”的教学场域,即科研也是一种教学,教学也是一种科研。“教学就是研究”,“当教授与他的研究生并肩工作的时候,研究往往就是最好的教学”。[57]尽管大学的职能从“教学”变化为“教学与科研”,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也从“单一的教学工作者”转变为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工作者,但“科研是大学的核心职能”这一提法并没有使得教学地位出现本质性的边缘化。“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使得大学逐渐从“传授知识的场所”转变为“科研与教学互动生成的探究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科研文化是服务于教学文化的。
第二,科研文化主导下的“科研与教学漂移”。科研主导文化的形成,强烈冲击了教学文化,科研与教学开始分离。19世纪末,大学的教学地位开始发生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始于德国。科学研究大规模地进入大学,科学家开始以教授身份从事研究工作。一直到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掌握讲座的教授站在德国文化的顶峰,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以科研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新世界的领袖。“科研为业”的理念推动了大学以“学术逻辑”为准来运行,学术发展成为大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和动力的源泉。(www.xing528.com)
科研学术研讨的方式迅速成为文化潮流被各个国家的大学汲取接纳。这一时期,科学研究方法与能力的训练就不再成为教学的辅助性工具,学术研讨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从而取代传统刻板的讲课、听课。此时,大学内部组织的建立务必遵守的一条根本原则是“学术是一个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问题,当锲而不舍地探索之”[58]。独创性研究、科研能力成为大学选聘教师和大学教师取得学术地位的首要条件。“科研为业”的力量使得德国大学偏重了“科研取向”的逻辑。尼佩代(T.Nipperdey)在《德国史(1800—1866)》中谈到19世纪德国大学的教授聘任标准时说:“在选择教授人选上不是笔头或教课能力,而是研究工作及其结果的独创性。”[59]而且,科研的工具性价值显现出来。实用主义的彰显,对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知识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使得大学中科学研究比教学产生的实质性作用大出许多,各大学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大量利益。科学技术的光芒从一出现就照亮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不知所措地跟随着科学技术。于是,科研文化逐渐开始占据大学文化的主导地位,科研和教学的功能和地位都出现了“漂移”现象,大学教学文化逐渐受制于科研文化。
第三,“科研为业”理念主导下的教学边缘化。“科研为业”理念成为大学组织的行动导向,教学的“理性逻辑”和科研高于教学,开启了教学边缘化的进程,教学边缘化的形势愈演愈烈。20世纪之后,大学功利的专业培训逐渐日盛,教育这种神圣的事业,正遭受世俗的侵蚀走下神坛。[60]凡勃伦发现,大学的管理、科研和教师等各个方面,都遭遇了商业价值理念的渗透。“功利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大学“培养人才”的教学核心理念。大学逐渐从“教育”场域变为“科研”场域,专业化和职业化进一步侵蚀了“通识教育”。学生获取知识不再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体的经济利益。大学教学的价值,不再依据对于人的内在精神发展的促进,而是以获取校外经济价值的多少来衡量。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和无形之墙已经日益坍塌。“旧知识传递”这种低学术含量的教学使得“师生互动”之间“启发心灵”的元素真正弱化了,教学对教师和学生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更甚者,“学术资本”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象牙塔”,更重要的是使大学作为“教学场域”的这一核心理念动摇了。[61]科研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学成为科研的“竞技场”。虽然大学管理者仍然坚持教学是大学存在的本质,但教学已经不再是大学最重要的核心职能。大学教学的地位受到了科研导向的制度环境、市场利益和教学自身发展不足的挑战。许多研究者都明确了“科研为业”的理念不能影响教学地位,如加塞特(O.Y.Gasset)在《大学的使命》中反思“高等教育除了专业教育和科研活动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了吗”[62],并强调“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63]。还有学者指出,远离教学就是严重地疏离乃至背离大学的使命,会导致整个教育体制丧失根基,岌岌可危,并不余遗力地指出大学的核心任务并不仅仅是培养研究型的专门人才,即“科学家”,大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基本文化修养”,大学育人的目的首先是“文化人”,其次才是“职业人”,过多关注金字塔尖的知识,也必将成为无根之学。不过,虽然大学已经对此态势有足够的警惕,但也没有能够扭转这一强力发展的势头,在强势的科研文化引领下,受评价体系、规章制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教师只有唯科研是从。“探索性研究”在大学里占主导、支配地位已经是大势所趋,教学从大学文化的中心退居到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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