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通识教育变革的着眼点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但通识教育的每次变革又或多或少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通识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民国初年大学教育的通识性质，一方面源于我国古代教育的“通识”传统，另一方面在于当时的“预科”教育还担负着培养合格的“准大学生”的任务。“先秦儒家心目中的所谓‘教育’，并不是一种以专业训练为导向的教育，而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通识教育’。”[29]可见，我国自古就有通识教育的传统。民国初年，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被引入中国，当时整个教育系统都处于变革之中，大学一时难以招收到合格的生源，因此，“预科”应运而生。“预科”给予学生进入大学应具备的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训练。
1929年《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30]各大学随即也纷纷调整自己的培养目标。“以培养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术，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31]“大学以融汇中外文化，研究深邃学术，养成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32]培养“专门人才”的目标，与当时的大背景不无关系。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振兴，都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贡献，大学理应“阐扬文化，讲求学理，达之实用，以造成新中国之学者及建设人才”[33]，另一方面，通识教育的价值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www.xing528.com)
1938年4月《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之对象》要求：“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其学院设置，应以国家的需要为依据。研究院为创造发明、整理学术机关；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的创造发明，应顾及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34]这一要求在大学课程中也得到体现。因此，通识教育的改革深受社会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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