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战火日益蔓延之时，教育界围绕着“战时教育”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彻底改革论。这种观点认为，“抗战教育要通过抗战生活，才是有效的抗战教育”[2]，“战争本身即一种教育，战时教育的一切活动应集中于抗战”[3]，“所谓战时教育即是在总动员与敌人抗战所实践的教育”[4]。因此，持此观点的多主张战时教育应结合现实，动员训练民众，具体办法有裁并学校院系、缩短毕业年限、改变课程教材、化整为零、实地教学及自修函授等。二是维持原状论。“教育舍其树人之责，而直接从事造兵，势必自坏其系统，学生若以宣传代学业，则报国乏术。”[5]因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随时更改，而应储备人才以供永久之需。三是调和折中论。“就目前说，要从各方面来支援军事，眼光放远，须从根本上充实文化”[6]，即“应急之教育与建国之正常教育二者不可偏”[7]。因此，可分学校为原式与训练班二式，以“标本兼筹并顾”。
从抗战之初教育部所颁布的教育基本政策可以看出，当局基本上持维持原状论的观点，认为“抗战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8]。
1938年1月，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同年3月，即发表《告全国学生书》，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9](www.xing528.com)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今日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讲话，提出“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他说：“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规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法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10]
因而，总体而言，这一方针是南京国民政府基于其政权的长远利益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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