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1912～1948）

金耀基认为：“很早以来，东西方的传统文明国邦的‘大学’教育，都具有今日一般理解的‘通识教育’性质；东西方传统的‘大学’教育是定性在‘通识教育’上的，也就是说，大学教育即是通识教育”^[97]。我国台湾学者林安梧认为：“最早提倡通识教育的不是美国的哈佛大学，也非芝加哥大学，应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那日新又新、与时俱进的大教育家孔老夫子，仲尼先生。”^[98]郭为藩指出：“儒家的教育理念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人文器识的涵养，正是今日通识教育的重要功能。”^[99]黄俊杰认为：“先秦儒家心目中的所谓‘教育’，并不是一种以专业训练为导向的教育，而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通识教育’。”^[100]黄坤锦认为，中国古代的太学所教的科目四书五经，“其实也和西方‘七艺’一样，没有一门科目是职业性的、具有操作性的，都是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101]。可见，我国自古就有通识教育的传统。研究通识教育课程有必要理清我国古代通识教育课程的流变。

中国古代大学产生于先秦时期，包括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张亚群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中，提出了我国古代大学通识教育的三种形态，即“先秦的‘六艺’教育、汉唐的经学教育、宋代的书院教育”^[102]，据此，也就将我国古代通识教育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节点，即先秦、汉唐、宋代。尽管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演变，但其所蕴含的通识教育精神一脉相承。

（一）先秦时期的通识教育形态：“六艺”教育

先秦时期，我国即设有“东序”“瞽宗”“成均”“上庠”“太学”“筹学”等大学教育机构。先秦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六艺”教育。“六艺”教育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课程，以培养高层次统治人才为目标，具有“文武并重，诸育兼备”“知能兼求”“教有所别”等特点。我国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三代在祭政合一下，‘学’的教育活动是以文武教养以及礼仪教养为主”^[103]。这些特征表明“六艺”教育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

“六艺”教育按内容分为“小艺”和“大艺”两类。书、数为“小艺”，包括识字和算术教学，是民生日用的技艺教育，属于小学的课程，为大学教育奠定必要的基础。礼、乐、射、御为“大艺”，是从政所需的高层次教育，是大学的课程。“‘六艺’作为奴隶社会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等级差异和阶级性，贵族子弟有权享受从‘小艺’到‘大艺’的完整教育，而一般庶民子弟大多只能受到‘小艺’的初等教育。”^[104]应该说，先秦的“六艺”教育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民”教育颇为相似，都是为少数人所接受的非职业性的教育。因此，“六艺”教育可以说是我国通识教育的源头。

在“六艺”教育中，“礼”是其大学教育的首要课程。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周礼”，掌握其政治、军事、法律制度，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乐”与“礼”相配合，发挥维系等级秩序、陶冶情操、调节身心等教育功能。^[105]“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程。贵族子弟须掌握射箭和驾车这两门重要的武艺。

东周时期，王室式微，“礼崩乐坏”，“六艺”教育受到极大冲击。其间，私学兴起。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竞相开办私学，诸子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并且逐渐形成了我国早期的教育理论。其中，以儒家最具代表性，其教育理念蕴含丰富的通识教育思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系统整理夏、商、周以来的文献典籍，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六书”，作为其讲学的主要内容。在教育目标上，他致力于培养“君子人格”。在教育内容上，以“六书”“六艺”为主要教学内容，主张学生应博学多才。“君子之学也博”“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106]“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07]。在教学方法上，他重视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一致。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贯穿着通识教育精神。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仁”是出于人之本来的善心，“义”是人所必由之路。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存心养性，找回丧失的善心。在学习方面，他主张自求自得，由博返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108]。孟子的这些论述和见解也蕴含着丰富的通识教育意蕴。

荀子崇尚“性恶论”，强调“礼”“法”化民成俗的特殊作用。他崇尚“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的“大儒”^[109]；在教育实践中，荀子也十分重视传授儒家经典，并且批判性地吸收诸子学说，促进了通识教育的发展。

从战国至汉初，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整理与总结，形成以《大学》《中庸》《学记》《乐记》《射义》等为代表的教育著作，系统论述先秦大学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步骤、过程与方式方法，使“六艺”教育理论化。^[110]儒家学派作为先秦“六艺”教育的主要传承者，其历代传人通过典籍整理、理论阐释和教育实践，促进了我国早期通识教育的发展。

（二）汉唐时期的通识教育形态：经学教育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111]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化政策，将儒学升至独尊地位。他通过兴办太学和推行察举的途径，将经学纳入政治轨道，开创士人读经入仕的传统。经学教育遂成为古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形态之一。

两汉时期，读经是传道的基本途径。汉武帝兴办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建立经学传授体系。太学博士是朝廷最主要的学术官员，其“最专门最经常性的职责就是教授弟子”^[112]。经学教育具有通识教育的一般特征。“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兼容哲学、伦理、语言、文字学、历史、文学、法律以及天文、地理、医学、算学、农学、音律等学科的知识。”^[113]当时太学的教学材料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经典，尽管五经的教学内容各有不同，但作为一个知识整体，它们具有共同的目的性，即所谓“六艺异科而同道”^[114]。太学生学习儒经，不仅是要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掌握从政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意识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训练，从而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115]

唐代中央官学发达，经学教育科目增多，范围扩大，并被纳入科举考试体系，产生广泛的教育与文化影响。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116]，由此完成了经注的统一。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后，《五经正义》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

总体来看，“隋唐以后，虽然科举逐渐替代了学校的功能，但是一般士大夫的教养课程，除了古典经籍，也重视诗词歌赋的涵咏”^[117]。这表明，科举时代的经学教育也具有传统通识教育的特征。

（三）宋代的通识教育形态：书院教育

书院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组织形式，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兴盛于两宋，是先秦私学传统、儒家理想人格追求及时代发展交相作用的产物。^[118]“书院制度及其教育活动所贯穿的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儒家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传统。”^[119]张亚群教授认为，书院教育是对经学教育的创新，是古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形态。

早期书院多由知名学者创立。在书院教学中，以阐发义理、砥砺品行为目标，注重人格教育，延续了儒家通识教育传统。书院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堪称珍贵教育文化遗产。宋代书院秉承儒家通识教育传统，极为重视人格养成与自学能力培养。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120]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书院采取包容开放的办学方式，自由讲学，流行讲会制度，体现了先秦儒家“有教无类”优良传统和君子人格之独立精神。

顾明远先生认为：“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一千余年，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也是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121]鷟伍振也指出，我国的书院“与西洋时代相同而年代略晚的现代大学的兴起相较，无论在制度、规模以及教育内容等各方面，均足以相提并论，东西辉映”^[122]。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认为：“传统中国的书院，略为近似中世纪欧洲的大学。”^[123]可见，书院教育在古代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纵览我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注重“通识”和人格养成教育是其一贯之本性。西方古代的大学教育虽然也重视通识教育，但时不时地显露出对实用性职业课程的关注；而我国古代的大学教育则基本上是脱离生产实践的，整个课程体系注重治术人才的培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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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参见《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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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参见《淮南子·泰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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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参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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