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交通大学的缘分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长大，但那时真不敢想，能在这个校园里当教授。我们从小看交大的教授，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2007年三四月间的一个凌晨，我做出了离开上海大学的决定。当天上午，我致电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时任院长王方华教授。我在1997年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时认识他。方华兄大概猜到了我的来意，约我当天下午3点去见他。那天下午，上海大学的年轻教师和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有一个活动，他们要我去做一个开场致辞，然后我去基建处，处理新建学院大楼的有关事宜。当我赶到王院长办公室时，迟到了。他正在和上海财大一位院长谈话。以后才知道这位院长也在洽谈调来交大工作。王院长说，你约的时间早，但你迟到了，你要等一下。当天，我们谈得很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我那些年做的有关服务经济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他还告诉我，时任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提出，要以发展服务经济的要求，改善和加强交大的学科建设。最后，他说了一句：“陈宪，你不变，我就不变了。”我怎么会变？可以说，当时我在上海大学已经待不下去了。

有人会说，你得了便宜又卖乖。知道当时内情的人会说，我说的是事实。以后有人看到我担任了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就更认为我是被交大“挖”来的。错了，我是自己来求职的。我当时已经想好，交大不行，就到上海社科院，我已经在那里担任博士生导师多年，再不行，就到我家楼下的上海师范大学。做比较大的决定时，想好三步，想好“底线”，这是必需的。王院长是我人生的第二位贵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和他的相处一直很融洽。

2007年暑假的一天，我从银河宾馆上海部属院校重点学科评审会议的会场“溜”到了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参加绿色通道的评审。由于我在2006年即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时交大还没有获准该项目），以及在服务贸易、服务产业和服务经济领域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评审会很顺利。我答辩结束时，时任校长张杰院士送我到会议室门口，我很感动，说了表示感谢的话，张校长说，“您是‘大家’了”。面对藏龙卧虎的交大，我能“进门”就万幸了。不过，参加了这次评审会，我领略了交大不凡的气度。这是学校文化的折射。

大约在10月，我的档案还没有到交大，我就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班了。做了一年多的“闲人”后，我得到大家的信任，出任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我发现，有在上海大学做行政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在交大做行政工作不累，主要是“心”不累。交大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学科评估工作，我都参与了，并负责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回顾这几年执行院长的工作，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人才，从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其中重量级的一位，就是从复旦大学引进的陆铭教授。前后四年时间，他总算来到了交大。在引进陆铭时，他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的夏立军教授。夏立军教授先于陆铭来到安泰，并担任了会计系系主任。引进何帆教授时，前后也花了几年时间，从我当执行院长时开始，等到他来安泰，经济学院已经不存在了。

到2013年，根据综合考虑，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撤销了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两个小院的建制，我即开始安泰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的工作。在中国发展研究院工作的几年也甚是愉快。我们现在有陆铭、何帆这些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无论是搞一些活动，还是在媒体上发声音，都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我在安泰工作10多年，除了我调入时的王院长，后面还和周林院长、陈方若院长共过事。王院长是使安泰从一个传统的商学院变身为国际化商学院的先行者。他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是超一流的。可以说，他当时不提出参加国际认证，是不会有人提出参加的；他当时如果不支持引进“海归”，安泰的国际化引进至少还要延宕若干年。

我刚到交大工作时，安泰下设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周林是经济学院院长，他约我在新华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饭。可能是因为都在大学院子里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华师大数学系的教授，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我担任经济学院执行院长的那几年，他在筹备交大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我的工作主要还是向王院长汇报。当王院长即将卸任时，安泰从全球招聘院长，周林在7位竞聘者中胜出。在他担任院长的8年中，我前两三年还是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后面几年我主持中国发展研究院的日常工作，他兼任院长，所以，我与他的工作交往比较多。任期届满后，他竞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www.xing528.com)

陈方若院长是交大造船系1981级的“学霸”。毕业当年，他以留校教师的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留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讲席教授。他在竞聘担任安泰院长之前，也曾担任过几年安泰原管理学院院长。因为我有兴趣参与学院在深圳的发展，所以，和陈方若院长也有工作上的接触。这两位院长，术业有成，当是自然。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两位的中文造诣都相当高，偶尔看到他们写的文字，不由得击节赞叹。聪明的人，大多是全面发展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大学工作那么多年，除了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我做了哪些比较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关注服务贸易，进而延伸到服务产业和服务经济。国内最早的服务贸易教科书、服务经济研究报告是我主编的。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时，有同事认为，服务（业）不就是修修补补、餐饮百货吗，有什么值得研究？我当时一方面看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70%左右；另一方面，经济形态向更高端演变，正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持续关注了这个研究方向。以后的20多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做服务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

2014—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经济面对的结构性矛盾，相继提出“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括和新举措。以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和形成中长期增长动力，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说来也巧，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利用带EMBA学生去以色列游学，到深圳为MBA学生上课、面试的机会，对这两个地方的创业创新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增加了不少创业创新方面的见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卢卡斯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一旦开始思考增长及其所包含的人类福利问题，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像他说的那样，我开始思考与增长有关的创业创新问题后，对其他问题都感到兴味索然。这是因为创业创新接近经济增长的本源。2017年7月6日下午，我出席了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作了“经济企稳、动能转换与‘双创’发力”的发言。在中国，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有很多，选中我参加这个重要会议，主要与我近几年来关注创新创业有关。

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尽管学院还会返聘我，但正式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感谢交大给了我机会，让我在职业生涯的最后10多年里，很有成就感。如果说在这10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学校品牌和平台的作用占70%以上，个人努力最多占30%。

知青、警察、教师，既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又是我从事的不同工作。知青，就其职业属性而言，算是农民。但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仍然过剩，农民直到今天还不算一种职业。我在知青这个阶段的时间比较短，所以，知青情结并不算深。但不到三年的知青经历，对我后来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当过知青的人，大多更加能够吃苦耐劳。从知青到铁路警察，纯属偶然。原本会是一个“从一而终”的职业，但由于我上大学的愿望甚是强烈，硬是经过三年高考，放弃了那份工作。上了大学，会有不同的职业选择，但我没有任何犹疑，到大学工作，做了近40年老师。当然，在不同的大学，我都做了行政工作，这无疑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我在铁路公安处工作时的一位多年好友，对我比较了解。他认为，我最强的能力是组织能力。照这个意思，我可以从政或经商。但我的性格既不适合从政，因为比较坚持己见，说话又比较冲，尤其在年轻时；也不适合经商，我深知自己的性格不是风险偏好类型。所以，选择从教是正确的。这似乎也符合次优原理。

在交大幼儿园、小学接受教育，再回到交大做教授。这就是我的“闭环”人生。我常常为此感到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