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地区自古是中原通往荆襄、巴蜀的重要通道，军事地位重要，致使历代战乱频繁，“汉沔间几无宁日”[2]，人口发展缓慢，严重地影响到了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除了汉水谷地以外，直到元代，陕南地区绝大部分还处于极低的开发水平。从明代中叶以后，这一地区以空前的速度被开发出来，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时期的移民浪潮“以湖广人为主的移民迁入与四川毗邻的陕南，是‘湖广填四川’的自然延续。”
明朝初年，为了抚治战乱，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之不足。湖广、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也被强迫迁徙贫瘠之地，其中相当一部分辗转来到川陕鄂边区。当时，陕南等地涌集着大量流民。他们一面同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一面从事垦殖、挖煤、采矿、烧炭、造纸、制茶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生产不断得到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明正统年间（1436—1449），政府开始下令处置流民，在陕南实行“禁山”，对流民“禁不许入”，由于朝廷的反复搜剿，迫使流民不断起义。明成化六年（1470），项忠围剿和镇压了李胡子为首的流民队伍，引起了朝野的震惊，提出应当增置府县，就地安置流民，让他们落籍为“编民”，以充实户口，解除忧患。迫于流民问题日趋严重，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某些让步政策，对流民实行安抚。成化十二年（1476），明宪宗解除“山禁”，并委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成化十三年（1477），原杰出抚，遍历山溪，安置湖广、河南、陕西流民，清理户籍，调整行政区划。为此，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竹溪、郧西、南召、桐柏、伊阳七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戌，悉心抚治，使大批流民得以安居乐业。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此后，流民源源不断进入陕南，从成化十二年到正德末年，各地流民进入陕南落户入籍形成高潮，使陕南各府、州、县的人口不断得到充实。明朝中叶，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陕南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逐步兴起了一些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的商品经济，如发端于洪武年间的川陕茶马贸易，陕南汉中、兴安此时也成为这项贸易中专控物资——茶叶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其他诸如桐油、生漆、木耳等土特产品及矿产品亦在国内享有盛誉。明代移民奠定了陕南人口的基础地位，它是历经战乱灾荒后陕南人口的主体，也是后来陕南所谓的“老民”。明代末年，陕南是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与政府军反复较量的战场，连年的战争带来了瘟疫、饥荒，“民死于锋镝、饥荒、瘟疫者十分之五”[3]。人口以至于“荒榛茂草遍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息”[4]。直至清康熙十三年（1674）爆发“三藩之乱”，汉中为吴三桂占据达五年之久。明末清初的几十年中，各种武装力量频频往来于汉中，给汉中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清朝建立之初，陕南“国初时而田园长蒿莱，行百里间绝人烟矣。”[5]与四川一样迫切需要招徕移民，恢复经济。至康熙年间，陕南还是“土旷人稀，比川省为重。”[6]人口的减少，严重地影响了陕南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财赋，从康熙年间起，陕西官府开始大力招徕各省贫民充实本区。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与此同时，东南各省祸连兵接，灾荒不断，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继湖广填四川之续，陕南也开始了移民浪潮，成为陕西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邑多设有招徕馆，又饬州县选报绅士、耆民充当乡正，宣讲圣谕，城中朔望、山内场集均为讲演。”[7]康熙五十一年，川陕总督通饬各地招民开垦。“如有无田耕种者前来踏看上等肥田，本县给以牛种，准其安插，承顶钱粮，永远管业。”两年之内，“楚粤等处扶老携幼而来者，不下数千。”[8]政府的积极推动，众多流民从不同的方向自发进入此地，移民入陕，大致从北部、南部和东部三个方向迁入，“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9]移民进入陕南地区，从东到西，先平原，后进深山。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陕西方面进一步放宽垦荒政策，愈加促进了外来移民的迁入。至乾隆年间，流民基本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如秦岭山中的留坝一直山中无人，但自“乾隆三十三年以后，湖广、江西始潜入山中内伐木支棚，种苞谷度日”[10]，已有移民的迁入了。“乾隆中期以后，不仅有湖广、安徽等地的人口迁入陕南，而且还有大批的四川移民介入其中。”从顺治颁布《垦荒令》开始，到康熙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个年代的努力，历经一百余年，终使这一场涉及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移民得以实现，这一战略性的移民，在陕南开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嘉庆以后，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以太平天国为主线的国内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场遍及东南和中西部地区各省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军事较量，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进而引起清代第二次大移民。这次以苏、皖、鄂地区为主体的移民运动又进一步促进了陕南人口的增加。陕南地区的人口迁移至道光年间基本完成。移民迁入不仅起始时间晚，而且结束时间也晚。陕南地区的移民中，在商州和安康地区，两湖移民占60%强，山西、河南及安徽、江西籍大约占30%。汉中地区，除两湖移民，川民亦多，次则安徽、两广。(www.xing528.com)
川楚移民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的构成，使客民远多于土著：“居民五方杂处，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11]清代，陕南地区主要分属于三个行政区，即商州直隶州（治今商州区）、兴安府（治今安康市）和汉中府（治今汉中市）。到了乾隆年间，流民仍源源不断来到陕南。为了加强对秦巴山地移民的管理，清政府还在移民较多的地区新设一些厅，如宁陕厅、佛坪厅、定远厅、留坝厅等。在秦岭山麓，随着移民的迁入，新设有孝义、宁陕两厅，属西安府辖。“从总体上说，清代汉水上游地区移民中，以湖北籍最多，其他依次是湘、川、赣、皖、豫、苏、晋诸籍。如此之多的省别，揭示了这一移民运动在来源地方面的多样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