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一大批国外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类专著也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得以翻译出版：比如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赛弗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上述等专著与译著介绍和阐释了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相关思想和理论知识，同时也结合我国传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媒介批评的标准和方法。尤其是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与批判，一些专著和译著专门就传媒娱乐化和低俗化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揭示了传媒娱乐化实用主义淹没了审美理想主义，传媒利益追逐代替了精神追问，传媒自甘于自娱自乐、自卖自夸的境地。(www.xing528.com)
我国传媒在娱乐化的场域下，热衷于娱乐，先天下之乐而乐，泛娱乐化已成为传媒文化的一大特色，娱乐过剩，理性不足。这些专著和译著传播思想文化知识，建构现实研究的标准，为运用理论之矢来批评中国传媒之的起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尤其是对传媒泛娱乐化、低俗化等异化现象的批评，传媒批判理论的建树更能分清良莠、明辨是非、披沙沥金、激浊扬清，以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来彰显和成就批评这一严肃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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