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始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书籍史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书籍史全新的研究取向,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1]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书籍史研究开始从目录学转向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1958年,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合作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成为书籍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将书籍置于历史学家考察的中心。该书不仅对书籍的内容、类型、版权等进行研究,还对书籍的销售、审查制度和读者的阅读需求等进行了研究,指出书籍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动力,为关注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开辟了路径。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认识到书籍史仅关注书籍本身,这并不能说明书籍存在的意义。在以孚雷为代表的“书籍与社会”学派的推动下,书籍史研究资料范围继续扩大,同时,书籍史将目光对准18世纪的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等主题,试图借此厘定18世纪法国“谁在读书”“读什么书”和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等阅读史密切关注的话题。[2]在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大潮的日益深入与读者反应理论等影响下,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中关注读者和书籍的关系,读者和阅读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阅读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并取得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芬克尔斯坦和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麦克利里的《书史读本》,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及其与罗什合著的《书籍史》等部分章节涉及阅读史研究,马尔坦的《书写的历史与权力》对法国的大众阅读进行了计量统计,罗希所编《巴黎人》讨论了巴黎下层阶级的阅读。此外,阅读史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是什么》《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等,丹尼尔·霍什的《现代法国阅读史》,卡瓦罗和夏蒂埃主编的《西方阅读史》,戴维森的《阅读在美国:文学与社会史》,费歇尔的《阅读史》,曼戈尔的《阅读史》,布奈特《英国的图书与读者3卷集》等,均是阅读史的代表作。
在我国,《读书》杂志于1992年、1993年发表了李长声的《从音读到默读》以及《书·读书·读书史》,成为最早译介西方阅读史研究的文章。[3]此后,罗志田指出,“现在有些在西方已如日中天的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等,在中国内地便甚少见学人触及”[4],较早地提及了要开展阅读史研究。此后,一些关于阅读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出现,如潘光哲在台北史学期刊《新史学》上发表《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以及《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试论阅读史研究》《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阅读史导论》《阅读史:材料与方法》等,对阅读史是什么、研究什么等进行了阐释和分析。此外,王余光组织编写的《中国阅读通史》《毛泽东阅读史》《私人阅读史:1978—2008》等关于个人阅读史的研究,《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研究》等大众阅读史研究不断涌现。[5](www.xing528.com)
总之,随着相关学科研究的推进,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影响,阅读史研究日益发展,关于谁阅读、如何阅读、阅读的效果等主题成为阅读史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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