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与前沿-书名《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城市教育史研究最先诞生于美国并在那里发展成为流派。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正式诞生，20世纪70年代基本定型，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并在发展中不断变革。20世纪60年代末，城市教育的危机、抗议运动的冲击和新城市史学的兴起对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出现有重要影响。一般以1968年迈克尔·B.凯茨（Michael B.Katz）《对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马萨诸塞州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setts，以下简称《对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一书的问世作为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兴起的标志。在《对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中，凯茨选用了贝弗利市（Beverly）公立中学存废的辩论、关于中学教学法的辩论和关于州立学校的辩论这三个案例，分析城市学校的改革动力和本质。凯茨在《对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中批判了美国普及学校教育的历程是仁慈和民主的观点，认为城市公立学校运动是一种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急剧社会变迁的保守反应。城市公立学校运动并不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而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是本土出生的精英阶级通过公立学校对移民、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实施控制的工具。

1969年，凯茨在美国教育史协会会刊《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上以“城市教育”为题组稿。这批稿子囊括了当时主要的研究教育和种族关系的知名教育史家的作品，涉及北部贫民窟的教育史、城市学校改革、城市中的儿童、作为教师的城市等主题。凯茨尤其强调了将历史研究与当代城市学校教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性。^[16]此后，美国大量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美国城市教育的特点和结果以及不同城市的学校教育之间的比较，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一股潮流。继凯茨之后，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基本研究模式初步确立，并被后来的城市教育史家一再地讨论。

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城市史的新发展、城市教育问题的日益恶化，城市教育日益受到美国教育史家的重视，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开始进入定型时期。这个时期，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受到新社会史学的影响，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繁荣，研究范式逐渐定型。定型时期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模式基本定型。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运用了新城市史的研究模式。美国学者赛斯托姆将新城市史的特征归纳为：运用社会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运用计量方法，注重普通人群。^[17]这个时期的城市教育史家以城市为研究单位，运用大量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城市学校教育变革，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关注底层阶级的教育活动，以问题取向的历史编撰为主，目的是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服务。

其次，研究路径基本成型。这个时期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有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研究路径是以凯茨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是凯茨的《阶级、科层制和学校：美国教育改革的幻象》（Class，Bureaucracy，and Schools：The Illus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 in America），马文·拉泽逊（Marvin Lazerson）的《城市学校的起源：马萨诸塞州的公立教育，1870—1915》（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Public Education in Massachusetts，1870—1915），格里尔（Clarence J.Karier）的《塑造美国的教育状态：从1900年到现在》（Shaping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tate：1900 to the Present），保罗·C.维拉斯（Paul C.Violas）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培训：20世纪美国教育史》（The Training of the Urban Working Class：A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Education），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佰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和经济生活的冲突》（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Economic Life）。^[18]激进修正派的教育史家继承了凯茨的研究路径，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对城市公立学校持一种批判态度，认为进步主义时代的学校教育改革反映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是中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压榨和控制。第二条路径是折中的，教育史家尝试客观看待历史中的城市公立学校，语调相对激进修正主义比较温和。这一路径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有黛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的《纽约市伟大的学校战争：作为社会变迁战场的公立学校史，1805—1973》（The Great School Wars，New York City，1805—1973：A History of the Public Schools as Battlefield of Social Change），^[19]塞尔温·K.特罗恩（Selwyn K.Troen）的《民众和学校：塑造圣路易斯学校系统，1838—1920》（The Public and the Schools：Shaping the St .Louis System，1838—1920），^[20]斯坦德利·K.斯卡茨（Stanley K.Schultz）的《文化工厂：波士顿的公立学校，1789—1860》（The Culture Factory：Boston Public Schools，1789—1860），^[21]卡尔·F.凯斯特（Carl F.Kaestle）的《城市学校系统的演进：纽约市，1750—1850》（The Evolution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New York City，1750—1850），^[22]戴维·B.泰亚克（David B.Tyack）的《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The One Best System：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23]泰亚克的《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标志着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定型。该书吸取之前主要城市教育史研究的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综合。泰亚克继承了凯茨关于城市教育史为政策服务的观点，发展了凯茨的社会控制、科层制的观点，但他没有将科层制视为社会控制的外在形式。与凯茨激进的观点不同，泰亚克的观点更温和和折中，认为科层制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此外，与凯茨主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分析城市学校教育的演进不同，他主要从组织因素视角分析。泰亚克认为，城市公立学校既不像温和修正派认为的那样是民主的胜利，也不像激进修正派认为的那样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城市公立学校一方面使某些人实现了社会流动；另一方面也使其他人系统地保持了永久的不平等。

再次，研究内容基本固定。美国城市教育史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城市学校的起源、发展动力和城市学校的改革过程，如学校管理、课程和教育评价等。这个时期，美国城市教育史家在下列观点方面是相类似的：学校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中发生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变迁；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组织变迁下，各个城市的专业工作者和商业精英主导着教育改革，城市学校的功能是为了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与凯茨类似，即城市学校教育改革是由精英主导的，在此目标导引之下，城市学校的管理、课程、评价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www.xing528.com)

这个时期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城市学校教育改革的解释过于一致化和简单化。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城市教育史学者都受到激进修正派的阶级冲突模式的影响，认为城市教育改革的动力是阶级冲突，将城市教育改革的动力过于简单化。第二，比较研究缺乏。虽然泰亚克在《一种最佳体制》中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但采用比较方法的城市教育史作品比较少。第三，城市教育史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在研究内容上，大量城市教育史家关注城市学校的管理、课程和入学率等问题，却很少关注城市学校的教育投资，如市政府的财政预算与教师工资的关系。城市教育史研究重视研究学校教育和社会动力的关系，以及注重研究城市学校的管理，忽视了管理者之外的教师、教师组织、家长的看法和愿望，忽视了学校内来自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儿童的研究。此外，城市教育史家很少考虑城市、州、联邦三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对象上，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城市教育受到关注，但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除了芝加哥）的很多城市学校的历史并没有受到重视。少数族裔（如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等）、移民和城市教育的关系，宗教和城市学校的关系很少被人探讨。在研究的时段上，教育史家重点关注20世纪之前和进步主义时代的城市教育，而忽略了大萧条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后的城市教育。^[24]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教育史家受到历史学、城市史学、教育史学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开始转向。在继续采取折中史观研究美国城市教育史的同时，不再局限于简单化的解释，而是从多重视角来阐释美国城市教育发展的本质和动力。这个时期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和作品有：朱利亚·维格利（Julia Wrigley）的《阶级政治和公立学校：芝加哥，1900—1950》（Class Politics and Public Schools：Chicago 1900—1950），^[25]泰亚克与昂索（Elisabeth Hansot）合作的《价值观的管理者：美国公立学校的领导，1820—1980》（Managers of Virtue：Public School Leadership in America，1820—1980），^[26]迈克尔·W.何美尔（Michael W.Homel）的《质量的下滑：芝加哥黑人和公立学校，1920—1941》（Down From Equality：Black Chicagoans and the Public Schools，1920—1941），^[27]戴维·约翰·哈根（David John Hogan）的《阶级和改革：芝加哥的学校和社会，1800—1930》（Class and Reform：School and Society in Chicago，1800—1930），^[28]保罗·E.彼得森（Paul E.Peterson）的《学校改革的政治，1870—1940》（The Politics of Schools，1870—1940），^[29]艾拉·凯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和玛格丽特·韦尔（Margaret Weir）的《面向所有人的教育：阶级、种族和民主理想的衰落》（Schooling for All：Class，Race，and the Decline of the Democratic Ideal），^[30]威廉·J.里斯（William J.Reese）的《权力和进步主义学校改革的承诺：进步主义时代的草根运动》（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Progressive School Reform：Grass Roots Movement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罗纳德·D.科恩（Ronald D.Cohen）的《工厂中的儿童：印第安纳州葛雷市的学校教育和社会，1906—1960》（Children of the Mill：Schooling and Society in Gary，Indiana，1906—1960），^[31]约翰·L.鲁里（John L.Rury）的《教育和妇女的工作：城市化美国的女子学校教育和劳动分工，1870—1930》（Education and Women’s Work：Female Schooli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Urban America，1870—1930），^[32]杰弗里·米雷尔（Jeffrey Mirel）《底特律城市学校系统的兴衰，1907—1981》（The Rise and Fall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Detroit，1907—1981），^[33]亚当·R.尼尔森（Adam R.Nelson）的《难以捉摸的理想：波士顿公立学校中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联邦政府的角色，1950—1985》（The Elusive Ideal：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the Federal Role in Boston’s Public Schools，1950—1985）^[34]等。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是米雷尔的《底特律城市学校系统的兴衰，1907—1981》（下文简称《底特律城市学校系统的兴衰》）。米雷尔避免了简单化的解释，修正了“修正主义”的解释，发展了由泰亚克开创的折中主义，将叙事和问题取向的历史编纂相结合，为读者呈现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城市教育史著作。

20世纪80年代城市教育史家的研究各有特点，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在历史观方面，美国城市教育史家一般持一种折中史观，既不认为城市学校是民主的体现，也不认为城市学校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而认为城市学校是一个竞争地带（contested terrain），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和妥协的过程，是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竞争地带。其次，修正了研究假设。教育史家对“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教育史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错误地假设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在城市教育改革中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社会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受害者。事实上，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不仅参与了城市学校改革，而且支持城市学校的改革。^[35]再次，研究领域扩大。在研究地域上，教育史家不仅研究东北部的城市教育变迁，也研究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等地域的城市教育变迁。在研究对象上，移民、少数族裔、女子教育、教师组织、特殊教育和补偿教育等受到广泛关注。在研究内容上，除了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继续关注城市学校的管理、课程和入学率等问题以外，城市学校的财政支出问题受到重视。在研究结论方面，教育史家认为，在城市学校的改革中，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教育政策和实践中发生了冲突。他们的研究结论较之以前有所创新，即妇女群体、进步主义的政治家、种族和少数族裔组织和有组织的工人对城市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这个时期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仍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等被广泛运用。在功能定位方面，这个时期的城市教育史研究继续上一阶段的政策服务导向。^[3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仍然继承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教育史研究的政策取向，但不再是精英视角，而是综合了“从下往上”和“从上往下”的两种研究取向。相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教育史研究对之前的研究假设进行了修正，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研究内容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