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研究路径：教育史学前沿

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进路，一个是人类学，另一个是文化理论。在人类学和文学模式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两者也有共性，主要表现在都将语言看作隐喻，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象征性行动如屠猫和暴动等被放进文本或语言的框架中被解读或解码。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的第一部分检视了文化史诸种模式，第二部分则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以展示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研究。她在该书的导论中回顾了新文化史兴起的历程，揭示了新文化史与文化理论和人类学的密切关系。林·亨特认为，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中心任务在于破解含义，而非因果解释。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先前的社会史研究朝着文化史的转向有着重要的联系。林·亨特认为，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受到两种支配性解释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和年鉴派史学解释模式中发生了研究重点的重大转移，两派史学家对文化史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转向了人类学，试图寻找另一种把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这种转向的突出表现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此同时，该学派对语言也越来越有兴趣。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罗杰·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和雅克·瑞威尔（Jacques Revel）则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社会史的基本预设批评的影响，转向考察文化的实践。福柯透过权力技术的多棱镜来研究文化，并策略性地将此多棱镜放置在话语之中，在文化史的理念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林·亨特看来，人类学模式统领了以文化入手的研究进路。仪式、颠覆性嘉年华（carnivalesque inversions）和成长的仪式（rites of passage）在每个国家和几乎每个世纪都能找见。“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文化史研究进路所受到的来自英国和英国训练的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绝不亚于、或甚至大于年鉴派风格的‘心态’史。”^[6]新文化史是从历史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娜塔莉·Z.戴维斯（Natalie Z.Davis）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既属于历史人类学的领域，同时又参与了新文化史运动。在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类学家是克里斯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为众多学者所引用。他将破解含义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这种趋向被称作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指的是历史研究转向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以及采用人类学中人种志的厚描方法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加以表现。“厚叙述”或“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再度吸引了史家。在史家的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之际，人类学提供的这种“厚叙述”叙述史的复兴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结合的桥梁。(www.xing528.com)

新文化史在文化理论的进路方面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多个不同的视角看待历史研究。从诠释学的视角看，历史是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看，历史是话语、是叙事；从人类学视角看，历史是文化。所以，有学者将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都置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流派之中。^[7]在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的第四章《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中，罗伊德·克雷梅（Lloyd Kramer）梳理了这两位史学家与文学理论最密切的相关著作，清晰地揭示了文学进路如何使怀特和拉卡普拉得以拓展文化史的疆域。在林·亨特看来，在新文化史研究的文学进路方面，夏尔提埃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受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从共同体向差异移动及重新定向，并更倾向于直接使用文学理论，强调描述过去的象征性行为的文献不是清白透明的文本，其作者有着各自的意图。因此，文化史家应该设计他们自己的解读策略。英国史学家西蒙·冈恩（Simon Gunn）在《历史学与文化理论》（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2006）一书中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学与文化理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文化理论对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不仅被视为是宽泛的，而且，某些情况下，更是深远的。”^[8]在他看来，文化理论与历史学合为一体，其中的许多理论已经介入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当中，文化理论家在与社会和政治史学家保持联系的同时，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

21世纪初，新文化史在得到公认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支撑它的基础理论不仅经常遭到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的批判或拒绝，也遭到爱德华·汤普森那样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的批判和拒绝。汤普森首次发表于1978年的那篇题为《理论的贫困》的文章，就对新文化史进行了批判。”^[9]21世纪伊始，有人宣告“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暗示“宏大”理论家的传统的终结，也意味着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思考样式的能量已经耗尽。人们批评新文化史家对文化的强调削弱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应在以文化转向为指导的同时，重新评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价值。还有人批评文化理论模糊了话语的起源或者核心，混淆了想象与真实的区别，给历史编纂带来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