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前沿：与时俱进，多元发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经过多年的历史学研究得出一个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换言之，历史的本质在于其当代性。各种历史研究成果必须反映史学研究人员所处的时代的新特征和新的思想或理念，这样的史学研究成果，才富有时代气息，才是活着的历史。因此，克罗齐强调，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2]史学家研究的历史往往是因现实的兴趣而引发的，并非完全由对过去客观史实的兴趣所诱起。从中可以看出史学本来就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那么，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学科与史学一样，带有与时俱进的本性，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教育史研究并非完全再现过去的历史真实，不是摄影机和照相机，不能刻板地反映过去教育发展的具体史实，而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代所产生的不同问题去研究教育史，通过问题史的方式去研究与体现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时代节拍。因此，教育史研究应像新史学家们所倡导的那样，以“问题史学”为主要的研究范式，根据不同时代发展的需求，向史料（包括文献与实物资料）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去组织史料、论证问题，而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按照时间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人物活动来叙述历史。正像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强调的那样，“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3]。采用问题史的研究方法，是实现教育史学与时俱进的桥梁和手段。

教育史学只有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多变的应世态度适应社会与时代的变迁，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当代教育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说：“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巨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该学科的内容是变化无穷的。”^[4]这种无穷的变化，就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简言之，就是教育史学科与时俱进的天性，才使得自身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教育史学界倡导新教育史学，而新教育史学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保持与时代同步，紧跟时代节拍，善于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与理论。20世纪教育史学之所以能够彰显一时，主要是因为其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进行沟通，不失时机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如今，那种孤军奋战、囿于故纸堆的史料梳理和实证性的研究法颇显过时。教育史学要体现与时俱进，就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引入其他新的研究方法，这是教育史学变革的必然趋势。譬如，因特网、计算机及软件的运用，心理科学的发展，新史学理论的流行，博弈论、系统论、模糊数学、符号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介入，极大地开阔了教育史学的研究视野，为教育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线索和理论空间，也为教育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生长点。(www.xing528.com)

为了实现教育史学科向多元方向发展，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教育史研究者应当综合地、深层次地利用信息技术，以实现研究手段的多元化。努力开发和完善教育史料的收集、交换、存储、传输、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加工和利用等技术，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字的教育史料存储起来并随时收集、补充新的史料，有利于研究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交换、传输、显示、识读、提取、加工和利用任何方面的教育史料。这不仅可以省掉研究者泛读、抄写等方面的工夫，多一些分析思考的时间，还可以大大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其次，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当借鉴和采纳与之相关、相近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在未来的教育史研究中，应该倡导借鉴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并运用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影视史学、叙事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形态史观等方法来开展对教育史的跨学科研究，从而推动教育史研究在未来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再次，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当拓宽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对象，以实现研究客体的多元发展。中国的教育史学研究也应学习国际教育史协会和欧美国家的教育史研究选题方法，力求研究范围广泛化、涉猎视野开阔、研究对象多样、研究成果多元化。比如，国际教育史协会近年来召开的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师资培训研究”“历史上的教育革新”“历史上的教育政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学前教育史及其与普通教育史的关系”“科学、技术和教育”“东西方大学教育史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等，议题比较广泛。美国教育史协会于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研究课题有：“扫盲史的比较研究，为青年服务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演进，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美国政治教育，教育史的插图概况，学校管理领域中领导工作的历史研究等”。法国教育史界所确定的研究议题有：“学校社会功能的确立，教育网络的多样化，公共教育集权管理的历史和总监督的历史，学科发展史”等。比利时教育史研究中心所确定的研究课题有：“教学与教育政策，小学教师及其专业学会的历史，妇女教育史”。^[5]同时，研究的地理区域要多样化。外国教育史不能仅研究欧美国家教育史，其虽目前发达，以后难保永久发展的态势；况且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各具特色，也应作为研究的重点，诸如印度教育、非洲教育、中东教育、东南亚教育、南美教育等。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不能仅将汉族教育作为重点，应当在重点研究汉族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教育传统、教育观念、教育实践以及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和著名学校，以开放的胸怀、兼容的态度和探索真理的精神，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更不能仅将主流文化的教育观作为主线，也要研究非主流文化的教育观与教育实践活动，这样才有可能勾画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外教育史图景。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基本特征，人类历史本来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代表不同文化的基本象征的多元现象。^[6]当代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强调要拓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必须抛弃中心与边缘的传统观念，立足全世界的研究观念，将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平行来看待，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平行对待。^[7]教育史研究要多元发展，就必须实现这个跨越，做到研究领域多元化。